加 禮 宛 事件

撒奇萊雅認為他門的祖先從南方島嶼來，稱為Sanasay或是Sainayasay，後來向北漂移至大港口與豐濱間的海岸。最初他們居住在秀姑巒溪下游或奇密，後來人口增加、耕地不足，部分族人便向西移至花東縱谷，再北上抵達奇萊平原（即今日花蓮市一帶）。但這個傳說有可能是源自阿美族的傳說。有另一種說法，認為撒奇萊雅族遷來之初，居住在Nararacalan，在美崙山西北，即今日花蓮港西北一帶。Nararacalan原自raracan是一種卷貝，傳說中認為這地方稍北接近海邊的地方，有一數量豐富的小丘，是祖先吃貝類留下的貝塚。以此傳說推斷，撒奇萊雅祖先以採貝類為生。不知何時，撒奇萊雅族人又移向今豐川一帶，成立Takofoan(塔閣寶安)部落。

最少在1630年代左右，撒奇萊雅族已跟荷蘭探勘隊有接觸。他們主要部落在今花蓮火車站以西至國福里間，分設四小社：Takofoan（今花蓮市德興里，慈濟大學及四維高中一帶）、Sinsya（今豐川，清稱十六股）、Todo（今四維高中稍西，清稱三仙和）、Lifoh（今國慶里，清稱竹窩宛）。以上四社統稱Takofoan，因其地多茄苳樹，又稱Sakor。明清之際撒奇萊雅勢力漸強，於是向外拓展，北至北埔、西至中央山脈（加禮宛山）、東至美崙山、南抵七腳川和荳蘭。 

 清朝光緒4年(1878年)發生加禮宛事件，除了噶瑪蘭族加禮宛人之外，撒奇萊雅族人也參與其中。根據官方的資料所記載，商人陳文禮至加禮宛（在今花蓮市區）墾田，為加禮宛所殺，清營官命令加禮宛人以金、穀慰安死者家屬。然而加禮宛人不聽，且殺傳令兵丁，之後與竹窩宛社（在今花蓮市）謀叛。據地方耆老的口述：商人陳文禮等，不改姦商之剝削，欺壓加禮宛的原住民，侵占不少田地，原住民恨之入骨，才造成被殺。

加禮宛事件的一開始，撒奇萊雅人與加禮宛人聯合突擊漢人兵營，清兵不敵而被打敗，隨之向宜蘭、台北求援，族人男女老幼驚惶中向南逃逸，最後流於多處南方阿美族的部落中，隱姓埋名。

大部分撒奇萊雅人被迫遷至Kulamay（飽干，今花蓮市主權里）、Fuwinowir（波納爾，今吉安鄉宜昌村）、卡來萬、馬於文、加路蘭、六階鼻等地，小部分被聚集於今花蓮市郊成一社，改名歸化社，至此撒奇萊雅勢力大減。

在文獻史料方面，雖然西班牙人、荷蘭人、中國人所使用的語言不同，但對於此地區的聚落分布的記載有其連續性，綜合整理史料記載，整個花蓮平原主要有位於七腳川溪沿岸的七腳川社（Cikasuwan）、位於花蓮平原的撒奇萊雅族（Sakizaya）、位於木瓜溪以北靠海的里漏社（Lidaw）、薄薄社（Pukpuk）和荳蘭社（Matauran），以及位於美崙溪北岸的加禮宛社（Galeewan）。

在社會文化方面，加禮宛社主要擅長漁獵與水耕，這也反應在他們主要祭儀海祭（Laligi）上，此一祭儀主要是以祭拜海神為主。

第二部分則是詳述加禮宛事件的前因，以及事件發生之後，對於本地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眾所周知，在早期，清帝國主要以番界，來區隔清帝國主權所能達到的範圍，這些化外之地，清帝國並不積極管理；直到牡丹社事件之後，因為警覺到當初的化外之地，如果持續不管理，會因為主權不明確而引來國際糾紛，於是開始派遣文官與將領，由臺灣北中南三路，越過山脈地帶，前往東海岸地區進行開發，並期望透過「實質佔有」，堵塞外國野心家的悠悠之口，並確保領土的安全。

對於在地加禮宛社人而言，一開始清帝國只有少數軍隊進入，他們並不是不能接受，而且期望透過清帝國的保護，能確保其既得利益。

但由於清帝國軍隊在花蓮平原的開墾並不順利，屢屢受到居住在山上的泰雅族和太魯閣族的侵擾，為了保護軍隊，負責開墾的將領羅大春，在得到福建巡撫的支持下，大舉從臺灣與福建調動軍隊進入花蓮平原，軍隊的大舉進入，使得加禮宛社人開始疑懼，是否又要重演以前在宜蘭平原時，漢人在軍隊的掩護下，掠奪加禮宛社人土地之歷史，於是有了對抗清帝國的想法與計畫。

其後羅大春離任，留在當地軍隊軍紀敗壞，侵吞軍餉與藉勢侵凌在地原住民事件層出不窮，更使得軍隊與原住民關係快速惡化，最終，由於軍隊乏糧，再向加禮宛社人買糧過程中，爆發了嚴重衝突，加禮宛社人開始大舉圍攻清帝國的駐防地，並引發清帝國的激烈反應，調動總數約四千五百名軍隊參戰，而處於劣勢的加禮宛社很快被平定，在戰役中，協助清帝國的七腳川社和薄薄社則大幅擴張勢力，成為花蓮平原的強大的社群，此外，原本居住在山區的太魯閣人，則藉機進入原屬加禮宛社的美崙溪北岸地區，兩個族群也成為在日本統治初期，日本殖民政府在此地最大的對手。

事件之後，倖存的加禮宛社民開始往南逃走，或者隱身在阿美族的部落中，並且為了避免遭受報復，習慣與風俗開始逐漸阿美化，以至於到了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開始進行大規模原住民族調查時，已經分不清誰是加禮宛社人，並認為他們是阿美族的亞族群，直到1980年代之後，在原住民族運動思潮下，倖存至今的族人開始積極尋根，於是加禮宛社也就是噶瑪蘭族，又再度回到大眾視野中，並成為政府承認的原住民族群之一。

在過去，臺灣各族群之間有著許多血腥的衝突，也產生許多歷史的悲劇，例如本書所論述的加禮宛事件，人們總說歷史是面鏡子，希望從中得到教訓，但也許當我們可以和不同文化的人共同生活，尊重並諒解每個人的立場與價值觀時，歷史的悲劇才不會一再地重演。

加礼宛战役（噶玛兰语：Lanas na Kabalaen）或称达固湖湾事件（撒奇莱雅语：Takubuwa a kawaw），是台湾原住民噶玛兰族（Kebalan）和撒奇莱雅族（Sakizaya）在1878年联合抵御清朝入侵的事件。[1]该事件对于花莲地区的族群分布影响极大，撒奇莱雅族及噶玛兰族在联合抵抗清军入侵的事件中几乎灭绝，幸存的族人藏身在阿美族之中。[2]同时，协助清军的七脚川社一举成为奇莱平原最大部落，直至七脚川事件后才式微。[1]

战前形势[编辑]

牡丹社事件后，清廷认知到经营“后山”（今花莲、台东一带）的重要性[1]:50。为巩固后山防御，钦差大臣沈葆桢提出“开山”及“抚番”的双轨经营策略[1]:50。在行政上设置南、中两路理番同知，并在后山设立分官职，布署军队，以昭示清朝在后山的实际管辖权[1]:50。同时设置招垦局，招募汉人进入后山开垦[1]:50。“开山抚番”的政策侵犯原住民的生活领域，最后导致原住民抗清。

加礼宛人（噶玛兰族）[编辑]

加礼宛人（Kaliawan）为撒奇莱雅族及南势阿美族对花莲地区噶玛兰人的统称[1]:32[注 1]。1840年左右自加礼宛港附近（今冬山河接兰阳溪出口处）移居后山的加礼宛（今花莲县新城乡嘉里村）[1]:32，与南边的撒奇莱雅族的势力范围毗邻[3]:31。虽然当加礼宛人试图往美仑溪口发展时，曾遭撒奇莱雅族击退。但由于加礼宛社能缓冲太鲁阁族侵袭的压力，因此两族基本上和平共处，也曾共同打击进近山地区的太鲁阁族[3]:32。在人口方面，由于汉人不断侵垦兰阳平原，迫使许多噶玛兰族人移居北花莲。根据清政府的资料，截至事件发生前已拥有加礼宛、竹仔林、武暖、七结仔、谈仔秉、瑶歌等六个部落[3]:32[4]。

罗大春在接下北路统领后，不断受到太鲁阁族的抵抗[5]。清军因此招揽加礼宛人联盟以抵御，并亲自拢络其头目，由此得知清廷当时与加礼宛人的关系其实并不差[1]:56。从文献看来，也确实加礼宛人是少数相对顺服的民族[1]:59。然而日后清廷又派遣更多军队进入奇莱，加礼宛人才逐渐对于清廷感到不满[1]:59。

撒奇莱雅族[编辑]

撒奇莱雅族世居于花莲奇莱平原，势力范围约在立雾溪以南，木瓜溪以北，为该地势力最强的族群[1]:36。其中最大的部落称为达固湖湾（Takobowan，今慈济大学至四维中学），清廷文献纪录为“巾老耶社”、“筠耶耶社”，或“竹窝宛社”[1]:120。根据耆老黄金文的口述，达固湖湾部落的人，每隔四年的年龄阶层[注 2]会于每次成年礼会沿着外的农兵溪、美仑溪、三仙溪种一圈刺竹[1]:120[6]。刺竹林仅有三道出入口，形成一个强大的防御堡垒。据传在事件发生前，部落外的刺竹已经超过60圈，推测该刺竹林已经超过300年[7]。

罗大春在接下北路统领后，不断受到太鲁阁族的抵抗。清军因此亦招揽对太鲁阁族敌意之撒奇莱雅人联盟以抵御，并亲自拢络其头目古穆·巴力克，由此得知清廷当时与撒奇莱雅人的关系其实亦并不差。从文献看来，撒奇莱雅人也是少数相对顺服的民族，然而日后清廷又派遣更多军队进入奇莱，撒奇莱雅人也逐渐对于清廷感到不满。

1876年11月，加礼宛人联合豆兰及木瓜等部落，于夜间攻击兵营，并伺机袭击汉人，福建巡抚丁日昌闻讯亲自来台处理[8]。然而加礼宛人在事后又呈上木瓜番的首级，表明其并未串通，可见在此时加礼宛人并未达成反抚的决心[1]:63。在事件处理完后，丁日昌下令由吴光亮代替张其光担任台湾总兵，冀改善军纪[9]:9。隔年，吴光亮自府城（今台南市）率领飞虎营及线枪营，沿八瑶湾（今屏东县满州乡）进入卑南（今台东县）[1]:71。之后又于水尾（今瑞穗乡）、马太鞍（今光复乡），以及吴全城（今东华大学附近）驻兵[1]:71。由于北花莲民族众多，吴光亮放弃由北、中路进入后山，并强化后山南路的军事[1]:71。从军政的重新布署来看，1876年的事件虽然规模不大，但对于东台湾的经营策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71。

事件经过[编辑]

1878年6月18日，加礼宛人拦截清兵请拨粮食的文书。次日分路围攻鹊子铺（今嘉里、北埔交界）营堡，清军副将陈德胜受伤，参将杨玉贵阵亡。夏献纶、吴光亮向福建督抚吴赞诚汇报，清廷要求查明起因。夏氏在报告认为，事件系因汉人陈辉煌为勇营购买粮食发生争执，且陈氏长期欺凌族人，导致加礼宛人不满[1]:32。后人研究认为除了粮食购买争执外，事件真正的导火线为当地营勇欺侮当地妇女，母系社会的加礼宛人集合群众到营理论，然而对方非但隐匿肇事者，甚至将前来理论的族人杀害，才使加礼宛人决心反清[1]:82。

由于加礼宛人属于“熟番”，清廷决定先进行安抚，因此派遣文官前往加礼宛社安抚社民，事件逐渐平息。但同时清廷又加派了张兆连的镇海军，使得平息两个月的冲突再度爆发，加礼宛人杀害参将文毓麟等十人[1]:84。原先对本案抱持同情态度的吴赞诚，也开始主张惩剿加礼宛社，自此清廷决议武力镇压加礼宛社[1]:84。

吴赞诚派遣总兵孙开华领擢胜军一营，镇海中营七哨，以及新设海字营四哨，乘轮船赴花莲港[1]:131。同时命令福靖新右营两哨到新城驻守鹊子埔，新增兵力合计两千余人[1]:131。孙开华原先计划由美仑山进攻加礼宛。然而9月5日在美仑山探勘地势时，遭到加礼宛人袭击，清军死伤数名。因此孙氏决定先攻击撒奇莱雅族的达固湖湾部落，以孤立加礼宛社[1]:131。隔日，孙开华遣副将李光率军驻扎美仑港，调新城营勇驻守鹊子埔[1]:131。孙氏则亲自领兵前往攻打加礼宛社，但实际上却派遣参将胡德兴、吴立贵、同知朱上泮、都司李英，及刘洪顺等人率领主力部队前往达固湖湾[1]:131。加礼宛社主战派领袖达甫‧瓦努（Dafu Wanu）得悉后，随即率族人支援达固湖湾，但被清军截击败退，达甫等人战死[1]:131。

然而，当时达固湖湾部落外围种了浓密的刺竹林，清军起初不得其门而入[10]。后来清军根据其他原住民传来的情报，得知刺竹林有三道取水门，于是清军改由取水门进攻[10]。但取水门太小，清军一攻入，就会遭到内部的撒奇莱亚人击杀[10]。此时，清兵决定采取火攻，将带火的箭矢朝竹林发射，使部落付之一炬[10]。头目们在商议之后决议推举大头目古穆·巴力克（Komod Pazik）及其妻伊婕·卡娜萧（Icep Kanasaw）前往清军兵营投降[11]。撒奇莱雅人投降后，清军将古穆‧巴力克缚于今日花莲慈济医院附近茄苳树上凌迟[11]。并将一棵大茄苳树干剖成两半，将头目夫人伊婕·卡那萧夹在中间，再使数十名清军于巨木上踩踏，将其活活夹死[11]。清军命令撒奇莱亚族人和阿美族人在旁围观，以达杀鸡儆猴之效[11]。

9月7日清晨，清军再度攻击加礼宛社，加礼宛人不敌，其后败退[1]:131。清军原想乘胜追击，但因路况不佳，杂草丛生，因此清军先收队回营，两方继续对峙[1]:131。次日清晨，吴光亮自南方的竹林攻入，孙开华则自西南方秘密前进，并度过美仑溪夹击加礼宛社[1]:131。中午，孙军攻破加礼宛人的土垒，斩杀加礼宛人百余名，其余人则窜逃[1]:131。自此，原先观望的豆兰、薄薄等社，慑于清军军威皆表示顺服[1]:132。同时太鲁阁族也加入攻击加礼宛社的行列，加礼宛社终于在四面受敌的状况下决定投降[1]:132。

达固湖湾被攻破后，族人流窜各地，隐身于阿美族之中[12]，直至2007年才正名成功[13]。撒奇莱雅族为纪念在战役中丧生的头目古穆夫妇，将古穆‧巴力克追尊为“火神”，夫人伊婕‧卡娜萧则追尊为“火神太”[14]。2006年7月1日，撒奇莱雅族于花莲市国福部落举办首次火神祭（Palamal），追祀其他曾为族人奋战过的祖先。2009年，噶玛兰族、撒奇莱雅族在当年事件发生地“加礼宛大社纪念碑”前，进行埋石立约仪式，代表两族的盟约如磐石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