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台灣線上看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台湾公共电视、CATCHPLAY与HBO Asia于2019年推出的社会写实电视剧，由林君阳执导，吕莳媛编剧，贾静雯、吴慷仁、陈妤、温昇豪、周采诗、洪都拉斯、曾沛慈、林哲熹、林予晞、施名帅、检场和谢琼煖主演。全剧以2010年代台湾的多起社会事件为题材，描述一起随机杀人案件发生后，加害者、加害者家属、被害人家属、辩护律师、精神疾病患者等各方人物的心境与纠葛，是台湾第一部以随机杀人为主题的电视剧，还涉及新闻媒体困境及精神分裂症等议题。全剧于2018年4月20日开拍，7月16日杀青，共10集，自2019年3月24日首播，于同年4月21日播毕。

《我们与恶的距离》在播出前就已经引起讨论，并在开播后获得杰出的收视率，完结篇的收视率高达3.40，为公共电视台史上收视率第五高的戏剧节目。除了取得收视佳绩、多位演员的演技受到肯定，该剧还带动了大众对社会议题的探讨，法律界、医学界、媒体界、社工界等各领域人士皆撰文评论剧中情节或相关议题。

大数据剧本案[编辑]

2016年，公共电视邀请吕莳媛开发剧本，吕莳媛表示自己对群众在重大事故发生后的反应深感好奇，在2015年发生八仙乐园彩色派对火灾后，她从媒体的报导中看到医师、伤者、园方等各方的回应，认为这是个可以着手的题材[1]，原本也预计以尘爆事故为题，后来考虑到戏剧的冲击性和议题的复杂程度，才改采随机杀人为题[2][3][4]。吕莳媛认为，以戏剧探讨社会议题早就不是新手法，台湾也不缺乏愿意投入的导演和编剧，但却鲜少有平台愿意承担风险，使得台湾长期以来缺乏此类戏剧。[5]

《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制作费为新台币4300万元，悉数来自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中，属于数位建设类的“推动超高清电视内容升级前瞻计划”之经费[6][7][8]。在前瞻计划的挹注下，剧中没有任何置入性行销[9]。制作团队透过大数据进行资料分析，将结果导入剧本中[10]，这是资策会首次透过事前结合大数据分析进行剧本创作的计划，尽管在此之前，就有以搜集医疗题材电视剧《麻醉风暴》播毕后的数据分析观众喜好，并制作《麻醉风暴2》的前例，但这一次采用的是在剧本开发阶段就启用大数据的手法。在2016年8月至12月，工作团队从Facebook和批踢踢这两个社群平台搜集近一年的关键字，将搜集到的四万笔资料以关键字筛选出一万八千笔资料，再依相关事件、议题、人物等方式为资料分门别类[11]。这些资料反映了对剧本里预定探讨议题的网络舆论，在编剧过程中提供灵感[10]，例如剧中角色对立的观点可能脱胎自关键意见领袖之间立场不同的发言[10][12]。不过，资料并未揭露参与讨论的网友出自何种背景。[13]

田野调查[编辑]

编剧[编辑]

吕莳媛以这些材料作为基础进行剧本创作，倘若创作遇到瓶颈，吕莳媛就会读经或听诗歌[14]。她在2017年7月完成第一版的剧本，并以“我们与恶的距离”作为剧名，此标题的由来是某篇法界人士的文章里的一句话“我们跟坏只有一条线”[13]。她曾经考虑过的名称还有“枪响之后”和“巴别塔”，但“枪响之后”太过俗套，而“巴别塔”的典故较不被普罗大众所知[1]，因此尽管她认为“我们与恶的距离”带有过高的批判性，但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方案，便以此为题[16]。《我们与恶的距离》描述一桩随机杀人案发生后的各方各面，除了加害者、受害者及其家属，还包括辩护律师、精神科医师、司法制度、新闻媒体的报导、社会及网络的舆论以及可能犯罪的社会边缘族群[17]，议题涉及随机杀人、假新闻、媒体自律、精神分裂症、嫌恶设施等[18][1]，是台湾第一部以随机杀人为题材的电视剧[14]。剧中影射了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2015年台北市文化国小随机杀人事件和2016年内湖随机杀人事件，也影射了政大摇摇哥事件等社会事件[19]，而这些事件也都对当时的台湾社会造成很大的震荡。[20][21]

尽管做了不少考据，剧本也多次修订，剧中台词仍有纰漏。在第二集里有一句的台词“法务部不是觉得台湾法治教育不足”，正确的机关应为是司法院，但吕莳媛直到戏剧播出后才发现问题，她立刻向制作人确认剧本内容，在确定是自己的错误后，于Facebook的个人页面向观众公开致歉[22][23][24]。对于这项错误，影评人张哲鸣指出普遍欠缺法理概念的观众或许不会发现这个瑕疵，这反映出当观众在看到真实的新闻事件时，也不见得会仔细思考事件背后的脉络。[25]

竞标[编辑]

2017年11月，公视进行招标，由林昱伶率领、2013年成立的大慕影艺自11个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10]。林昱伶表示，大慕影艺的第一部自制剧原先打算改编林立青的散文集《做工的人》，但因为吕莳媛的剧本相当优秀，便努力争取拍摄机会，并将《做工的人》的改编行程延后，作为第二部作品[26][27]。林昱伶表示，自己在初次看到头两集剧本时就认为剧中的议题在过去的台湾电视剧中前所未见[28]，更被剧名和头两集中描写的媒体环境所吸引，认为一旦把主角之一的宋乔安搬上萤幕，肯定能让观众过瘾，因此便努力地争取制作这出戏[29]，即使题材可能引起激烈讨论，林昱伶也不怕观众批评，只怕观众不看剧[30]。由于这是先前仅从事投资的大慕影艺首度尝试自制戏剧，林昱伶对选材格外谨慎，并在竞标会议上提出以“疗愈”调性诠释严肃剧本的方案说服评审[31]。而公广集团董事长陈郁秀也期望该剧能发挥疗愈之效。[32]

制作人与导演[编辑]

在得标之后，林昱伶和汤昇荣担任共同制作人，并找林君阳担任导演。林昱伶和吕莳媛进一步探讨剧本细节，再到疗养院进行补充田调，直到2018年4月开拍前，每一集的剧本都修订过十来回[33][34]。尽管有大数据相助，林昱伶认为重要的还是剧本能否打动人心，以及制作团队的契合程度[10][12]。曾当过记者的汤昇荣对剧中叙述的媒体深有感触，他表示以前拍过许多加害者家属，尽管因为身为家属而受到较多关注，但汤昇荣认为他们都相当无辜。[12]

之所以找林君阳担任导演，是因为林昱伶认为他关心许多社会议题，理智且具有科学思维，性格沉着且心思细密，适合处理细腻的情感[12][35]。林君阳初见剧本，就意识到自己遇见一个非拍不可的故事[36]。他表示自己在看到12页的分集大纲时，回想起了自己先前观看美剧《新闻急先锋》时的省思与感动，他认为剧中角色为信念而奋战、为了理想而奔波的姿态会带给观众在生活中向前迈进的动力[14]，在确定执导该片后，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阅读吕莳媛的田调资料和访谈文献。[36]

故事主题[编辑]

吕莳媛以自己担任制作或编剧的电视剧为例，认为自己创作的原动力是“恐惧”，并企图以戏剧找到答案。例如以高山为背景的《圣棱的星光》是因为惧高症，以殡葬业为题材的《出境事务所》是因为害怕死亡，而《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出自对随机杀人事件的恐惧[16]。《我们与恶的距离》故事最一开始就设定了双主线，描述青年李晓明因不明原因在电影院随机杀人之后，在社会上引发的风波与伤害，以及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青年应思聪作为可能的犯罪者，与亲友之间的相处过程。依据作者的访查，对于随机杀人的成因有两个主要解释，因此故事安排了两名要角以及两条主线对应。其中一项解释认为原因尚不明了，这对应因不明理由犯下重罪的李晓明，属于已经发生的悲剧；另一项解释则是归咎于精神疾病，对应受疾病所苦的应思聪，考验社会如何避免他演变成悲剧[14][2][5][1]。

因为普罗大众对犯罪事件的讯息来源多半是透过媒体，媒体产业便成了故事的重要元素，且吕莳媛表示自己在田野调查时，几乎每个受访者都对媒体表达了不满[16]，因此吕莳媛让媒体扮演重要角色，在采访了几位编辑和记者后，决定让贴近现场的新闻台编辑担任剧中要角，使观众可以一窥新闻产制过程中的角力[5]。吕莳媛表示，故事里让被害人家属和加害人家属都从事媒体业的设定或许太过巧合，但故事本身已经有太多角色，如果不安排一些巧合让这两个角色处在同一场域，就必须另外写更多的角色，否则实在很难安排故事的发展[1]。尽管故事里对媒体乱象颇有微词，吕莳媛还是对媒体抱持乐观的想法。[13]

剧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精神分裂。林昱伶认为，此类精神疾病可能会经由片面的报导或事件造成负面印象，并期望能透过戏剧促进思考和理解[29]。吕莳媛坦言自己在进行调查前，对精神病也很不友善，她后来加以反省，认为这种态度就是所谓的“恶”[40]。吕莳媛认为，兼顾传递角色心境和避免对精神分裂患者及家属的伤害是让创作剧本的过程中最为费神的环节[10]，而这个故事线也是修改过最多次的地方[1]。即使如此，剧情仍为了便于呈现而牺牲了部分的真实性，当患者服用精神疾病用药后，副作用会因为个人身体因素、服用剂量和时间而有不同的状况，但为了让故事节奏进展得宜，应思聪的发病历程较快、症状也更为强烈。[41]

《我们与恶的距离》虽以随机杀人开场，但不聚焦在凶嫌李晓明身上，而是宏观地呈现每个人的复杂面向，不同视角的戏份也平均，并让角色都有善与恶的一面[42]。例如宋乔安明知新闻有其应遵守的伦理，却仍揭露凶手家人的新闻，律师王赦最初抱持着理想与正义，中途却产生迷惘[43]。剧中议题虽然严肃，但不走批判路线，而是透过不同的立场揭示悲剧，让观众自行想像与解读[44]。在结局方面，吕莳媛表示自己的剧作通常会有一个好结局，因为现实人生已经太过艰难，而且《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剧情也很沉重，她希望至少透过戏剧让观众获得一点勇气、看到一点光明。[1]

林昱伶认为故事的核心之一是“去标签化”，她指出“贴标签”是一项很轻易就能做到的事，当对他人的认识不够全面时，贴标签的行为反而会让人更不了解被贴标签的对象[45]。而当媒体也习惯贴标签时，对大众的教化作用就更加巨大。该剧试图以戏剧的角度呈现发生无差别杀人案后，受害者家属与加害者家属的心绪，不只呈现角色的心态在社会与自我的观感中如何变化，也从两者的关系中进一步观察造成标签化的原因[36]。汤昇荣指出，社会上之所以会给人贴标签，是因为一旦确认了对方的身份、位置之后，就能够抓出双方的距离[46]。在制作的过程中，林昱伶也逐渐发现自己为了让自己坚强而刻意避开某些议题，并试图主动打破同温层，她认为这代表故事确实触动了自己[36]。因此，林昱伶期待戏剧可以促进多元思考，希望观众在观看时能不先预设立场[29]，不同的族群透过对话相互理解，或能削减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46]，进而走出同温层[14]。汤昇荣希望在注重表达自由的同时也不能忽略自律，才能促进社会演进。[34]

吕莳媛认为，当群众将标签贴在犯罪者身上的同时，可能也施加了不自觉的误解或伤害，进而使得对人性更加冷漠及疏离，这会使悲剧一再发生甚至恶化。尽管很难以一部戏改变他人的想法，但她认为至少可以开启对话的空间[40][36][47]。由于每个人的观点不尽相同，她并不希望观众以“你有没有看懂这出戏想要表达什么？”作为讨论的起头[47]。作品的结局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因为吕莳媛认为给答案就是贴标签[14]。林君阳表示，通常剧中角色面临的问题终究会得到一个解决方案，才能给观众一个交待，但《我们与恶的距离》触碰到现实中一些浑沌的、复杂的问题，这些棘手的问题都没有明确解决方案。[48]

除了“去标签化”，这出戏的主要基调是“疗愈”，林君阳指出，一般人在遇到随机杀人、媒体乱象、死刑、法治等难以用三言两语回答的议题时，除了谩骂以外往往是尴尬地一笑，显现出小人物的无能为力，然而虚构故事中的角色在面临此类议题时经历的考验及做出的决定却可以带给阅听人面对现实的勇气[36][49]，他认为当剧中的角色都是善良的好人时，他们受到的苦反而让人深省。而在看完悲剧之后也能得到升华[31]。

《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拍摄期是从2018年4月至同年7月[10]，拍摄期是75日，后制剪辑约4个月[14]。在拍摄之前，剧组安排贾静雯、洪都拉斯等饰演媒体人的演员到媒体单位实习，了解工作业务、新闻制播的流程和开会的氛围[50]。贾静雯表示，除了了解新闻人如何工作，也要知道在面对一则可能带有个人情绪的报导时会以何种心态处理[51]。由于吴慷仁在拍摄期间还另外参与了港片《非分熟女》的演出，因此他在拍摄期间三度来回台港两地[52]。林君阳表示，《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台词比较多，但由于剧本缜密，很难随意更动情节，于是便请演员将语速加快[28]，他认为要掌握每个角色的不同观点是最为困难的，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负面情绪和内心挣扎。[53]

剧中一个主要场景是品味新闻台（Sense Broadcasting Co.，简称SBC），其名“品味”出自吕莳媛对现今媒体呈现新闻方式的期待[54]。由于新闻台是媒体的自家重镇，不易商借两个星期[55]，因此剧组便耗资新台币300万元，租下300坪的空间，耗时三个星期打造新闻台场景，并改装公视节目部副控室[56]，力图呈现真实的新闻工作环境，除了办公室和副控室，还包括生活组、国际组、娱乐组等编制，以及极为逼真的新闻片头动画、采访画面乃至于导播排班表[54][29][57]。饰演品味电视台员工的演员都是固定的演员，即使是临时演员，每个人也都有明确的姓名、职称、座位、上司，都清楚每一场戏里自己正在进行的业务[55]，演员也会带自己的私物放在办公桌上，增加写实感与融入感[9]。剧组也设置了一个“品味新闻台”的LINE群组，由工作人员扮演下属发讯息，让贾静雯在讯息的一来一往之间更容易进入宋乔安的工作状态[58][56]。除了品味新闻台，剧中也出现了其他的媒体作业环境，《先驱报》的办公室在台北市电影委员会取景[59]，剧末出现的TV ONE新闻部，则是于三立新闻台拍摄。[60]

由于剧中需要用到的新闻画面繁多，林君阳便和负责制作新闻画面的团队依据新闻画面在镜头前的分量分为三个规格：第一级是清楚呈现的新闻播报带，必须尽可能地和真正的新闻画面有同等规格；第二级是出现在背景的影片，例如出现在角色背后的电视里的新闻画面，必须掌握内容和新闻标；第三级是远景，可以完全不管内容、只要按色系分类即可。在最复杂的副控室场景里，即使没有特写，所有的萤幕都必须有新闻画面，因此在拍摄时部属了11台笔记型电脑，每台连接四个萤幕，当导演喊下开拍的瞬间必须同时按下播放键，所有的萤幕才会同步播出[28]。而在拍摄一段于副控室作业的场景时，林君阳希望内线电话在响时必须要亮红灯，剧组特地为此拉电话线、设定内线系统主机，只为了拍一个亮灯的画面[31]。林昱伶指出，观众不一定能完全感受到这些细节，但这些真实的细节可以帮助演员进入角色状态[30]。

剧中每一场戏都采双机作业，由高子皓、陈克勤掌镜，陈克勤乐于见到娱乐和爱情以外的题材，所以即使档期有些冲突也硬是接下工作，之后他找上自己认识最久、对自己的风格偏好较理解的高子皓和自己搭档，但因为陈克勤无法全程参与，他在后期把工作交棒给跟焦师古曜华[61]。摄影时大量采用手持运镜，因为手持的灵活度较高，还可以互相交替拍摄对象，可以贴着人物，显现出人物贴近的凝视感，让多个角色紧密地贴合在故事中，在多线叙事中有助于观点跳接[62][61]。剪接师李俊宏表示，两者的品质和风格相似的程度，让他在剪辑时也无法判断拍摄者是谁。[61]

在拍摄疗养院的情节时，剧组于八里疗养院取景[63]，总共在院内拍摄两天。院长张介信认为剧本不但写实而且杰出，虽然对病人本身没有太大帮助，但对普罗大众极具价值，他也期望观众在观剧后能更加理解与包容精神病患，并带来更多思辨与讨论，因此答应出借场地[64]。剧中的医师林一骏和社工宋乔平的办公室在康复之家“快乐村”取景，该机构的社工师郭慧蒂协助了拍摄的前置作业，她表示剧中的事件不时会在日常工作中发生，只是不像电视剧里那样充满戏剧性[65]。在拍摄剧中要角李大芝的老家时，剧组在新北市瑞芳区的水湳洞渔港取景[66][67]。吴慷仁和谢琼煖还在那里拍了一场一边推手推车、一边对话的戏，该段一镜到底的戏里，除了要顾及表演，还要注意手推车速度和位置，让摄影师便于拍摄，因此那场戏来来回回走了十多回[68]。在拍摄李家父母替犯下重案的儿子向社会大众下跪道歉的戏码时更是劳师动众，调度了超过250名群众演员和工作人员、超过40台摄影机和相机以及大型吊臂摄影机、SNG车等设备，场面之大，让路过拍摄现场的行人不禁驻足[69][70][71]。除了更大的阵仗和更多设备，剧中记者在面对突发新闻的反应、警力和围观群众的动向也更为讲究[17]。而在拍摄修复式会谈时，剧组也请专业心理咨商师从旁指导。[72]

剧中有不少涉及喝酒的情节，为求能够入戏，不少演员都是喝了酒后上戏[73][74]，例如宋乔安以酗酒逃避悲伤时，以及应思聪在钓虾场酒醉闹事时，饰演角色的两位演员喝的就是真酒[69][70][71]；在第五集里，有一段王赦酩酊大醉、泣诉人权沦丧和制度失能的长篇大论，吴慷仁喝了高粱酒后开拍，由于还必须更换镜位，该段情节总共拍摄四次才完成[75][76]。原本吕莳媛打算给林哲熹和陈妤安排床戏，但林君阳认为戏剧整体的调性比较严肃，因此将其删除。[77][78]

虽然建立镜头和空景不多，但因为剧本已经非常紧密，拍摄时也非常谨慎，剪接师李俊宏表示没有剪接不上的地方[55]，在李俊宏剪辑出第一版本后，林昱伶找来几位较常给出尖锐批判的朋友观剧，并请他们提供建议，之后将全剧内容重新分配，在剪接会议中，团队把每一场戏的内容都写在便利贴上再行排列组合，以调整出最佳顺序并重新剪辑[61]，终于定案。前后约费时四个月[33]。在呈现片名标志时，“我们”的字体比“与恶的距离”更大，而其中的“恶”并不是单一特定的罪人，而是要强调“我们”与自己心中恶意的距离[26][35]。每一集的片头都播放了一则与剧情相关的虚构新闻影片，并呈现出网络上对此新闻的讨论串留言，这些留言反映出大众的认知结构在媒体的影响下逐渐忘了同理心的情况。[36]

演员与角色[编辑]

贾静雯、温昇豪、于卉乔[编辑]

贾静雯饰演电视台副总监宋乔安，温昇豪饰演她的丈夫刘昭国，两人育有一对子女，由林宥纶饰演的刘天彦以及由于卉乔饰演的刘天晴。宋乔安和刘天彦一同到电影院观影时，因为处理公务而暂时离席，刘天彦在那段期间被李晓明枪杀。宋乔安囿于丧子之痛，变得冷漠、自责且成天酗酒[79]，刘昭国抱持着积极正向的态度，力图维持家庭安稳，但却徒劳无功[80][81]，刘天晴因为得不到母亲的爱而变得叛逆且顽固，家庭的裂痕日趋明显。[81]

在林昱伶读毕剧本后，她开始思考哪个演员最适合饰演宋乔安，当时正逢贾静雯出版新书《贾如幸福慢点来》，书中阐述贾静雯一路跌跌撞撞、历经两段婚姻并获得幸福家庭的历程。林昱伶认为贾静雯的人生阅历丰富，演出的能量强大且令人惊艳，也很吻合坚强母亲的形象，是该角色的最佳人选[82]。贾静雯当时为了宣传新书而上占星学家唐绮阳的直播节目，唐绮阳恰巧是大慕影艺旗下的艺人，林昱伶借此机缘邀请贾静雯参演[83]。贾静雯在阅读前两集剧本和十集大纲，思考两个星期后接下演出[84]。这出戏是贾静雯自2003年演出《至尊红颜》后，睽违15年之久再度主演台湾的电视剧，因此林昱伶认为台湾的观众对她应该抱有相当的期待[82]。

宋乔安的设定参考了韩剧《迷雾》的女主角高惠兰，两个角色的共通点在于冷漠、事业有成以及与丈夫的感情不佳[85]。宋乔安也呈现出老练的媒体人具有的基本特色，包括咬字精准、冷冽严厉、果决跋扈[17]，但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痛失爱子、夫妻失和后的冷漠状态。贾静雯认为，宋乔安只有透过工作和酒精才能逃离家庭造成的伤痛[58]，贾静雯认为自己的生活很舒适和平，因此饰演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成了演出这个角色的艰钜挑战[51]，不过曾离过一次婚的贾静雯也不避讳地表示自己在夫妻失和方面颇有经验[32]，为了揣摩角色，贾静雯经常在浴缸里研读剧本，透过环境上的封闭让自己的情感能更快速地切换到比较封闭的状态[86][87][88]，事后贾静雯审视自己的演出，也认为自己很讨人厌[89]。剧中安排宋乔安回到电影院面对儿子已经逝世的事实、并在崩溃后释放情绪，贾静雯知道这场戏对角色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她并没有多做设定与准备，而是让自己进入角色情绪，并跟着当下环境及对手步调释放自己最真实的感觉[58]。出于角色两种对比的身份，这部作品成了贾静雯出道以来流最多泪的作品，她也要求之后要演出喜剧[90]。对于故事主题，贾静雯认为，现代社会中议题往往并非表面上所见地单纯，与其透过键盘进行批判，不如深入探讨制度的弊病，并用爱推动社会向前[30]。她相信只要互相关心、减少冷漠就能减少悲剧发生。[58]

剧组在宋乔安的服装设计上也别具匠心，使得她的穿衣风格也成为热门的话题。办公时的宋乔安经常穿着浅色衬衫和黑色西装裤，衬衫多有荷叶边、蕾丝拼接设计，如果穿着深色上衣则会搭配不同花纹或扣饰，如直条纹或格纹，使衬衫不至于单调无趣，但又不显得浮夸，呈现端庄干练的上班族形象[91][92][93][94][95][96]。该剧的造型师Diane表示自己在设计时是按照剧本中的对白和细节作为参考资料，由于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预算也并不充裕，宋乔安的服饰多是向品牌商借而来，部分则是特别订制，因此相当程度仰赖Diane的人脉。她会先考量人物的职业和基本形象，因此衬衫就成了宋乔安的主要单品，之后再以各种设计以凸显她的性格，由于担任主管，宋乔安也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能力，服装也有一定的时尚感。由于宋乔安的性格随着剧情进展逐渐软化，因此她的造型每一集都有变化，并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服饰多为黑、白、深蓝色衬衫，且都有很高的领口，不解开第一颗钮扣，并搭配方形的包包和汉米尔顿的Ardmore系列方形腕表，以显现她严谨和压抑的一面，另外她的眼妆也很犀利[97]；而后期的宋乔安开始穿起粉色、紫色的衣服，衣领高度降低，且有蝴蝶结、缎面之类的元素，腕表也改成圆形。[85][98]

刘昭国是理性又有理想的媒体人，在丧子后与妻子在理念上分道扬镳[99]，因为他希望正视问题并透过报导试图找出答案[100]。温昇豪在一连读完十集剧本后大加赞赏，认为这是他近五年来最喜欢的剧本，而且几乎找不出破绽[81]，他原本想接演王赦一角，但后来因档期考量而饰演刘昭国。温昇豪透过蓄胡、凹陷的脸颊和较大的戏服呈现角色的颓废神态[101][102][103]，而他的服装也是灰黑色和咖啡色系[97]。由于曾做过党政线的记者，他也略懂记者一行的难为之处[104]。由于剧情严肃且写实，剧组的气氛经常很凝重，温昇豪会不时说些黄色笑话缓和气氛，但屡遭贾静雯制止[105]。虽然贾静雯和温昇豪在此之前已有合作，但该剧是两人首度饰演夫妻，贾静雯特别称赞温昇豪，认为他让对手演员的演出更为饱满[69][70][71]。由于剧本张力之强，贾静雯和温昇豪在讨论剧本时，有共识地不将剧中情节与自己的小孩做联想，因为实在太过残酷。[101][102][103]

温昇豪也表示自己在拍摄完这部戏后更加珍惜自己的现实生活，并对女儿保护有加，尽可能地维系家庭的感情[106][107]，若面临危难事件，也会在合理范围内见义勇为[108]。他认为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类似剧中情节的悲剧，并表示如果能换位思考，可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69][70][71]，当温昇豪试着从加害者家属的那一面去思考事件时，也替他们感到非常可怜[100]，若能以不同的视角切入，以沟通化解藩篱，有助于消弥霸凌，促成和解与共生。[109][30][110]

刘天晴在原本的设定里是楚楚可怜的小女孩，但温昇豪和导演讨论后决定调整她的性格，让她刻意叛逆并更加稳重，以刺激沉溺在丧子之痛的父母[81]，由于她的周遭都是新闻从业人员，日渐月染之下自然比较老成，即使台词早熟一点也不显得突兀。汤昇荣认为现在的孩子接收到的资讯更多、更快，因此也更擅长表达[111]，而且一旦她说出与年龄不相仿的世故言词，观众会更加心疼[112]。于卉乔认为刘天晴是一个顽固且顽强、不会在别人面前流泪的小女孩，她也认为天晴的叛逆形象很贴近真实[113]。于卉乔在演出哭戏时会透过想像爸爸车祸身亡来揣摩[112]，而在酝酿生气的情绪时，会假想班上的同学批评自己[113]。她自认不擅长在静态的戏中表达情绪[114]，给自己在第一集的表现里打了80分，认为仍有进步空间。[112]

吴慷仁、周采诗[编辑]

吴慷仁饰演人权律师王赦，他出身贫寒，长大后决心协助弱势[115]，他并不反对死刑，但坚决捍卫程序正义，认为法治国家必须仔细剖析罪犯的动机和成因，才能依法律程序将其处死，而不是为了消除群众的愤怒骤然行刑[116]。王赦的穿着简朴，西装的款式也并不时尚，因为他并不在乎服装[97]。由于他怀抱着很高的理想性，在处理案件时也面临诸多不谅解与反扑[117]，例如在全剧的开场，就是王赦遭到抗议民众泼粪泄恨的画面。王赦是串起剧中多名角色的灵魂人物，也是挑战善恶二元价值观的重要人物，他是被演员们公认最难的角色，吴慷仁也认为他的坚持很少人会理解[75]，因此吴慷仁频繁地找吕莳媛讨论，费了一番功夫才理解他的情绪脉络和角色定位[5]，吴慷仁认为，王赦就像是贯彻自己信念的独行侠[118]。林君阳认为，王赦认为他努力营救杀人犯，是为了想拯救过去心中可能会犯罪的自己。鉴于王赦的背景故事设定，所谓的好人坏人的差异，可能只取决于一瞬间的选择或运气使然。[14]

王赦的原型是曾替多位杀人犯辩护的黄致豪律师[注 1][35]。吴慷仁指出，王赦的工作内容本身就已经十分特别，因此他便刻意不将角色本身塑造成特别的人[86][87][88]，演出也不走极端路线，因为王赦这个角色的重点不是表象，而是内心的挣扎和转折[118]。在准备阶段，吴慷仁拜会废死联盟、法扶律师和人权律师，并到各个法院观摩开庭流程，观察法官、检察官、律师及两造的互动[90]，但依旧对诠释角色感到徬徨与艰难，因为他无法理解王赦的动机[14][118]，也不完全认同角色的理念，更无法理解废死联盟的主张[30][32]，但吴慷仁认为，自己身为演员仍必须了解角色，即便不能钻研透彻，也必须理解角色每一次登场后的行为是出于何种动机[120]。他在与人权律师多次交流，并思索他们的动机和价值观之后，开始注意到对方面对犯罪者时的心境，也让谈话更加深入，得知了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秘辛[5]。吴慷仁认为这些与自己讨论的律师好比是现实世界中的王赦，他们并非想替犯人逃过死刑，而是想理解更多案件细节[76][121]。随着交流逐渐加深，吴慷仁可以感觉到他们并不是想保护加害者或为其脱罪，而是争取其基本人权，并摸索犯罪者的背景、试图挖掘背后潜藏的问题，再将问题交由大众检视与讨论，以预防下一次的案件发生。吴慷仁坦言，虽然这种理想无法立刻安抚旁观者的悲伤与愤怒，但他仍旧相信他们的坚持，而他也认为这种交流所产生的理解就是这出戏要传递的真谛。[118]

吴慷仁在演出过后对死刑也有了不同的想法。原先支持死刑的他对自己在剧中一句台词“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吗？”加以反思，认为在某些案件中或许并没有标准答案[86][87][88]。吴慷仁强调，“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吗？”不是嘴上说说、不是出于幼稚、更不是自以为正义，这是王赦这个角色最难讲的一句话[14]。吴慷仁也认为，罪犯被处死之后仍旧会出现下一个罪犯，必须找到补救的方法，并试着体谅与自己不同立场的人[122]，必须从心理层面进行探讨、化解社会冷漠，才能降低随机杀人的发生率。[30][32]

周采诗饰演王赦的妻子丁美媚，因为无法认同丈夫的工作而与他产生嫌隙。周采诗认为美媚是整出戏中最真实的角色，因此在诠释角色时并没有刻意揣摩和想像，而是扮演一位寻常的家庭主妇，思考方式也与一般的家庭主妇无异[76]。周采诗认为剧本非常写实，血淋淋地描写出人性[89]。周采诗在剧中以硅胶制的假肚子饰演怀有身孕的状态[123]，巧合的是，在杀青之后周采诗也怀孕，还因此被调侃[124][125][126]。王赦除了人权律师这项职业，还有身为人夫和人父的角色，因此吴慷仁也花了大量的时间与周采诗进行讨论，让王赦与丁美媚的互动能够更生活化、也让王赦更像一个平实的人物。[5]

王可元、陈妤、检场、谢琼煖[编辑]

王可元饰演犯下随机杀人案的李晓明，是整个故事的开端，陈妤饰演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文，两兄妹的父母李功轲及林秀丽由检场和谢琼煖饰演。李功轲和林秀丽经营一个小面店，但因为经济压力巨大，平时疏于管教儿女，只知道儿子很乖[127][128][129]。在李晓明犯下杀人罪后，面店被迫歇业，李晓文隐姓更名，以李大芝的身份活下去。制作团队原本属意由邱泽饰演李晓明，但当时正在拍电影的邱泽无法排出时间，因此无缘参与演出。[130][131]

李晓明影射在2014年犯下随机杀人案的郑捷[132]，剧中并未说明其犯案动机为何，王可元也表示没有正确答案[133]。虽然他是引发全剧故事的关键角色，但在剧中实际登场的时间很短，台词也寥寥数句。王可元表示这是自己接过最沉重的戏，而这个角色身上也有许多需要被了解的议题[134]，他试镜时与导演很有共识，便不为角色制定方向或贴标签。王可元透过研读存在主义书籍自我沉淀[128]，再让自己瘦下，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更暂停从事自己的兴趣。接着，他开始研究几位杀人犯的行凶动机，并回忆自己过去被霸凌的经验，将这些经历都结合李晓明的背景中，由于融入角色甚深，他还曾吓到路人[134]。在拍摄期间，与王可元对戏最多的演员是吴慷仁，王可元对他的表演和引导能力十分敬佩[135]。在拍摄随机杀人的那段戏时，为了不让画面太血腥，便用手电筒制造光线混乱的效果予以缓和[56]。王可元则是刻意让自己两天不睡、不进食，只喝少量的水，并且从家里徒步两小时走到拍片现场[136]。当时贾静雯对他说了一句“你好可怕”就默默离开，王可元认为这是因为双方都在角色的状态之中，她才会口出此言[128]。原本还有一段李晓明哭着写遗书的情节，但在正片中遭到删除，仅出现于花絮[135]。而在拍完之后，王可元认为自己“完成了这个角色”[136]，也因此和家人有了更多的互动[134]。

陈妤饰演李晓明的妹妹李大芝（李晓文）。该剧的造型指导姚君指出，李大芝的形象是“惊弓之鸟”，她的头发散乱、服装朴素，如果站在一群人里，很容易就被忽略[97]。一般而言，演员在试镜阶段会先拿到故事大纲和其中几场戏的剧本，但陈妤一次拿到十集全本，且准备时间只有几天，尽管重复看了剧本却仍没有做好准备，因此陈妤很想获得演出机会，却在试镜时展现出没有自信的态度[137]。陈妤认为李大芝这个角色不但厚重，而且错综复杂[32]，她也发现这个角色的经历远超出自己的生命经验，在无法以自身经验揣摩角色的情况下，她试着思考“当自己所有的一切在某一天都消失了”之后该如何面对[138]，陈妤有一位因为父母离异又再婚、导致个性有些不寻常的亲戚，她透过模仿这位亲戚，揣摩节奏缓慢、不希望被人注意的加害人家属[139][140]，此外她还参考了2011年的日剧《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中饰演杀人犯妹妹的满岛光的演技，作为学习的对象[141]。对于随机杀人这项议题，陈妤表示自己在大学时期修习戏剧理论课程时，正发生了捷运随机杀人事件，该门课的期末考试便把事件作为加分题。她回忆自己当时写下的答案，表示社会对成功有一套定义，而某些被排除在这个定义以外的人，或许也曾冒出过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意念，但因为幸运，才没有付诸行动[141]，她期许众人可以思考“我们与善的距离”，或许有助于避免憾事发生。[141]

李大芝本来是个悲情角色，但陈妤认为自己的长相给人一种固执感，因此她在和导演讨论后给角色的性格添了几分倔强[140]。原本不看新闻的陈妤为了做功课，每天都看新闻[142]，在拍戏的两个多月中，为呈现角色的状态，陈妤为了沉浸角色而刻意让自己孤独，在其中几场戏里也请经纪公司的工作人员不要陪同[143]。陈妤的情绪经常很忧郁，面容愤怒且郁卒，她认为这种沉浸是有益的，还表示自己过去演出时总是经常思考自己是否可以表现得更好，因此并没有非常融入剧中，但这次在该剧中的演出比以往都来得投入，并认为自己在杀青后可以走出情绪[144][145]。在拍摄期间，陈妤发现自己对导演林君阳感到畏惧，她表示自己一旦被逼着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就会更加站不住脚，因此她虽然知道林君阳是想透过提问来激发潜能，但还是十分惧怕她[146]，而且由于与自己对戏的贾静雯、吴慷仁、谢琼煖演技十足，她对于演出非常紧张，也很担心会愧对自己得过的金钟奖，直到演完才把心态调整好[137]。依据剧中的设定，身为加害者家属的李大芝因缘际会下成为身为受害者家属宋乔安的下属，在这层关系下，李大芝不敢直视宋乔安，这恰好帮助了陈妤演出。因为陈妤认为贾静雯很有霸气、亲切且从容[147]，她视贾静雯为偶像，如果直视她反而难以自然演出[144]。林哲熹认为李大芝具有很多面向，相当有挑战性，并表示自己也很希望饰演这名角色[148]，陈妤也表示如果自己可以挑角色，仍然会选择饰演李大芝。[138]

检场表示，李功轲不是能言善道的人，巨大的压力更是让他崩溃，他只能背负着痛苦不断地替自己犯下错误的孩子道歉，除此之外别无他法[149][127]。谢琼煖也认为，换作是谁遇到这种情境，一定感到寸步难行、难以承受[150]，在演出修复式会谈等情节时，谢琼煖也感到很痛苦[151]。为了表现出四处走避的落魄模样，谢琼煖在演出时不但素颜、没擦保养品，还让自己晒黑并化特殊妆，呈现长期戴口罩后产生的烂疮[152]。谢琼煖诠释角色时参考了自己的母亲，她表示自己毕竟不是真有经验，自认所演出的不及当事者的千万分之一[153]，但她也担心自己若演得太苦情，会牵动受害者的情绪[154]。谢琼煖的表演能量之强，让贾静雯、温昇豪、曾沛慈、王可元等演员都为之震慑[135]，贾静雯提到自己在观剧时，只要看到谢琼煖登场，自己必定落泪[72]，曾沛慈更直言“她是我的女神”[155][156]。

林哲熹、曾沛慈[编辑]

林哲熹饰演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青年导演应思聪，应思聪曾是获奖的新锐导演，但在罹患精神分裂症后，历经女友逝世、拍片又不顺利的波折，精神状况逐渐不稳定。林哲熹为了理解并揣摩精神分裂症的病患，先做了两个多月的功课，除了阅读相关文献[157]，还到康复之家实习了一个半月，康复之家的病友在开会后同意此举，让林哲熹从早上8点至下午6点为止，连续两个星期与他们共同生活[158]，他也观察到患者在服药后眼神会变得不同，因此在演出中试图模拟[159]。这段实习过程让林哲熹感到不舒服，因为他听了很多病友生活中遇到的阻碍，却又对这些问题无能为力，而在实习期间，他在离开康复之家后也会先花一段时间，把自己的情绪消化完后再回家[160]。这段实习改变了林哲熹看世界的角度[148]，更加深了要透过应思聪一角来让社会大众看见精神疾病患者处境的想法，他希望观众能体会患者不想成为包袱的自尊[159]，也期望人与人之间可以加深理解、消除成见。[41][142]

在开拍之前，林哲熹认为自己太过沉浸于角色之中，因此试着透过与饰演自己姐姐的曾沛慈聊天，谈论角色、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等话题，一方面让自己回到原本的状态、以便客观地看待角色，一方面也建立了“姐弟”感情[157][161][162]，曾沛慈也认为林哲熹的表演十分逼真[158]，甚至与罹病的患者相去无几[163][164]。剧中有两段应思聪在发病后口出“为什么是我”的情节，但这句话并非剧本原定的台词，而是林哲熹临场顺口而出[160]。林哲熹认为，对于过去曾风光得奖、之后却精神异常的应思聪而言，最难过的事无非是问“为什么是我”，而这段戏也是对精神疾病的真实反应[165][166]。在最后一集里，应思聪再度问“为什么是我”，由林予晞饰演的社工师宋乔平回答他“可能是因为你比较勇敢”，这同样不是剧本内的台词，而是两人即兴发挥[167][168]。在杀青后，林哲熹透过运动、聊天，逐渐走出为戏而陷入的忧郁情绪[169]，但他感叹自己的“病”会随着杀青而结束，现实中的精神病患却没有杀青的一天。[73]

曾沛慈饰演应思聪的姐姐、同时也是李大芝的房东应思悦。应思悦要照顾罹病的弟弟和住院的父亲、经营自己的饮料店，还要张罗婚事，虽然各种各样的事情接踵而来，但她是个乐观且充满温暖的角色，更呈现出姊代母职的坚强形象，在面对家人及朋友的态度上，与宋乔安形成强烈的对比[170][171]。由于曾沛慈有个感情要好的弟弟，她很担心自己会因为无法想像弟弟成为精神病患的情况而难以诠释角色，但在经过导演和制作人提点后便理解并答应演出[172]。起初，曾沛慈认为角色太过完美，甚至有点不太像人，但吕莳媛表示该角色很像曾沛慈，但也听了她的建议，为角色增添了一些瑕疵[63][155]。她透过观察生活周遭的为人姐姐的人，将这些人当作自己的演出蓝本[157]，她在初次读剧本时相当紧张，因此开拍前私下和林哲熹碰面聊天，建立姐弟之间的熟悉感[41][173]，随着在剧中的相处，现实中两人的关系也变得如同姐弟一般[153]。

应思聪和应思悦的父亲应台笙由刘士民饰演，继母由谢丽金饰演[174]，继母的儿子应思德由刘修甫饰演。林昱伶表示，原先的剧本不存在这些角色，是在林昱伶对应思聪有了更多同感后，希望让这一条故事更加完整才进行修改。[175]

施名帅、林予晞[编辑]

施名帅饰演精神科医师林一骏，林予晞饰演宋乔安的妹妹、精神科社工师宋乔平，两人是顶客族夫妻。林予晞在准备期间看了很多个案的资料，这让她感到沉重[176]，她也在开拍前到疗养院实习[124][125][126][153]，除了向机构的社工师郭慧蒂咨询台词和工作经验，她也从观察到社工会有自己的疗愈小物，并将其做为造型参考。宋乔平会随身携带一个鸟娃娃，这不但可以缓和自身的压力，更可以做为聊天话题[65]。施名帅认为林予晞专业且幽默，两人搭档起来十分合拍[177]。

由于林一骏是一位工作上比较冷漠，但私生活又相当有情趣的角色，因此迟迟无法决定人选，还让林昱伶和导演为此争执，到开拍前才决定由施名帅演出[84]。施名帅认为林一骏是第一个可以投射自己许多想像的角色，和自己的某些部分也十分相像[178]。林一骏和宋乔平的定位比较逗趣，在剧中有许多打情骂俏的逗趣对白，还会摆出波动拳架式打闹[178]，和沉重的剧情呈现鲜明的对比，也是剧情的润滑剂[179]。这些情节有的出自编剧，有些则是施名帅和林予晞及导演讨论后的结果[180]。而摄影师也表示，由于两人在演出时十分逗趣，要忍笑并稳住镜头并不容易。[181]

洪都拉斯及其他配角[编辑]

洪都拉斯饰演SBC的采访组组长廖纽世，外号“NEWS哥”，和宋乔安共事多年，在办公室中扮演着调和主管与下属的角色[182]。虽然洪都拉斯认为平常给人搞笑形象的自己与这出戏的调性差异很大，导演和制作人认为洪都拉斯的人生经验丰富，足以担当安慰他人的暖男角色，而洪都拉斯也认为剧本对人性的描写沉重且透彻[183]。夏腾宏饰演应思聪的知心好友老谢，老谢知道应思聪的病况，但从来不过问此事，且待他如同对待其他人一样，还为他介绍工作。夏腾宏认为，男人之间的友情就是如此。[184]

应思悦的未婚夫金鼎凯由阿布饰演，对于未婚妻的弟弟罹患精神分裂症，他先前曾说会与应思悦携手面对，但后来又听从妈妈的话，希望应思悦去做检查，确认有无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基因，并对应思悦的家人漠不关心[185][186]，其前后不一的态度和妈宝性格让该角色在戏剧播出后受到观众谩骂。阿布表示金鼎凯在设定中就是个直线思考、不太顾虑别人感受的人[187]，还有亚斯伯格症候群倾向[188]，他也希望观众换位思考，想像自己未来的儿媳妇如果有类似情况，他们的婚事会如何发展[189]。曾沛慈也认为，该角色的反应代表着多数人的想法[74]。林敬伦饰演李大芝的学长卯又新，卯又新假借巧遇李大芝与她叙旧，实则暗自偷拍她的行踪并提供给杂志，这项举动同样使角色在戏剧播出后遭受抨击[190][191]。林敬伦表示，无论饰演的角色为何，只要观众能记住自己就好。[187]

该剧的演员阵容庞大，定装超过百人，吕莳媛为了替剧组节省经费，除了自己担任临演，还用人脉找熟识的演员或同行友人客串演出[192][193]，例如找编剧徐誉庭饰演法官[194]。吕莳媛自己客串演出审判长，有四句台词、镜头不多[195]，制作人汤昇荣演出新闻台主管，盛竹如演出资深新闻学教授曾镜传，廖纽世和李大芝皆师承于他[89]。谭艾珍饰演金鼎凯的妈妈，巴戈饰演丁美媚的爸爸，葛蕾饰演被害者家属、严艺文饰演医院院长、林雨宣饰演饮料店店员、李晶玉饰演政论节目主持人[194]。剧组还请苏达担任表演指导，负责指导主角以外的角色[196]。由于演员众多，每个演员的表演方式也不同，在没有足够时间磨合的情况下，林君阳认为在多数时候让演员自由诠释、自己再视情况给予回馈，是比较可行的做法。[55]

主题曲〈别让我走远〉，由林宥嘉演唱[124][125]，他也担任歌曲监制，在充分了解剧情后，和作曲的Karencici及填词的HUSH多次讨论并修改创作，才让歌曲大功告成。歌词和剧情互相呼应，但叙事又不过度声张[197]；插曲〈路过人间〉由郁可唯演唱，偕同温昇豪和王秀峰共同演出MV，息影多年的王秀峰应MV导演萧雅全之邀，特地为此从意大利返台参与演出。MV的拍摄地点在《我们与恶的距离》取景地附近，但并非事先安排，而是纯属巧合[198][199]。该专辑在2019年5月发行[200]。这两首歌曲分别登上了KKBOX华语新歌周榜（2019年4月5日至11日）的第二名和第九名[201]。剧中配乐由musdm团队制作。

2019年2月25日，剧组公布将于3月8日妇女节举行“女性限定特映会”的讯息[69][70][71]，并于当日在华山光点举办的活动中，邀请133位女性观赏第一集[124]。在3月13日，剧组举办了特映会，邀请媒体界人士观影[202]，3月21日举行首映记者会，而在3月23日至同月31日期间举行的第41届金穗奖中，由《我们与恶的距离》首集担任开幕片，在影展首日首映，这是该影展首次以电视剧首集担任开幕片，在开放索票后很快便索取一空[203][204]。金穗奖策展人胡延凯表示，该片预告、花絮乃至于议题都引起诸多关键意见领袖关注并引起网友热烈讨论，林君阳感谢影展的赏识，而贾静雯则提醒剧迷在观影时要自备毛巾，因为光靠面纸擦不完眼泪[37][38][39]。

2019年3月24日起，《我们与恶的距离》正式于每周日晚上9点在公视主频、CatchPlay线上影音HBO Asia旗下的电视频道、串流平台和随选视讯平台上全亚洲播出，亚洲及美国以外区域也将由CatchPlay与HBO Asia共同发行，一次播出两集[205][206][207][208][209]，而欧洲与其他海外国家也在洽谈版权[210][211]。由于好评如潮，公视自3月30日起于周六晚间9点重播[111]。

在首播期间，CatchPlay涌入了大量观众，导致系统不堪负荷、剧集无法准时播出且播出时频频延迟，观众愤而群起怒骂[212]，在播出第5集和第6集时，CatchPlay涌入比前一日多30倍的用户，令系统再度因为不堪负荷而必须抢修[213]，CatchPlay推出第5集至第10集限时免费观看的优惠以补偿观众[214]。公共电视的OTT影音平台“公视+”也发生类似状况，因为观众涌入造成网络壅塞，断讯约10分钟[215]，公视因此收到大量投诉[216]。为使观众在完结篇播出时能顺利观剧，公视+和CatchPlay都紧急扩增设备[213][217]。但在完结篇播出时，因为涌入了比预期高数百倍的流量，CatchPlay仍无法承载用户数量[218]。公共电视表示，公视+在2019年1月的会员数是25万人，但在播放后超过40万人，收入也超过新台币400万元。CatchPlay则在上架后一个月增加22万名会员，付费会员增加一倍。[218]

为了迎接完结篇，制作单位特别在2019年4月17日至19日，于诚品书店南西店举办“我们与恶，没有距离”放映活动，陈列编剧取材时参考的相关书籍，并开放限定名额的观众与主创团队一同在21日观赏结局[219][15][220][181]。活动当日，林昱伶、吕莳媛、贾静雯、林哲熹和陈妤的制作团队成员皆出席与80名剧迷畅谈拍摄期间的酸甜苦辣，而观众也分享自己的观剧心得。[221][222]

在2019年的上海电视节中，中国大陆腾讯公司宣布购入《我们与恶的距离》的中国大陆版权，并自2019年6月24日起于腾讯视频播出删减版本。中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汪威江和TVBS副总经理郝孝祖都认为，该剧可以做为台剧打入中国大陆市场的急先锋，带动台湾影视产业兴起。[223]

香港电讯盈科旗下的香港电视娱乐（ViuTV）购入在香港播映权，于2023年播出，为粤语配音版本，接着也于香港电讯盈科的串流平台Viu和Now E上架。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公视首次与国际线上影音平台CatchPlay和HBO Asia合作推出的电视剧，也是HBO Asia继《通灵少女》后再度与台湾团队合作，虽然HBO未实际参与制作，但仍挂上HBO Original（HBO原创）的标签[27]，对于没有参与制作却被HBO挂上自制剧的招牌，公视节目部经理于蓓华认为，不必去思考HBO是否占了便宜，只要双方的合作能拉抬戏剧的声量就是好事[227]，公广集团董事长陈郁秀也认为这彰显台湾影视作品的水准获得国际肯定。HBO Asia执行长施鹏骔表示，HBO透过与亚洲的合作清楚地感受到亚洲作品的重要性和影响力。[57]。

而会与CatchPlay合作，是因为某次在与CatchPlay的执行长杨丽贞谈论其他案子时偶然而成，这是CatchPlay首次购买台剧[27]。杨丽贞在看过三分钟的片花后，认为该剧能以温暖又诚实的角度探讨现实议题，着实令人感动[228]，而且品质不下电影，具有打入国际市场的潜力，因为CatchPlay仅涵盖台湾、印尼和新加坡，杨丽贞便偕同HBO订出全球性的行销计划[218][229]。她表示乐见平台上有更多电影以外的原创内容，并努力促进国际合作、让更多台湾作品受到国际关注[205][206][207][208][209]，CatchPlay比照电影的形式宣传该剧，耗资千万新台币，在五星级酒店举办国际记者会，包下信义威秀门口看板广告宣传该剧[227]，在开播前一个月，更把前导片放到院线电影院的预告片内播放，让只看电影的观众也能以电影规格审视该剧[218]。

为将剧作推向国际市场，公视与CatchPlay及HBO共同讨论过后，将英文片名定名为《The World Between Us》[205][206]。由于议题敏感，为了不让观众在看戏时有先入为主的想法，林昱伶在Facebook粉丝专页上张贴宣传文案时也非常谨慎，她担心会因为自己采取了某些立场而让讨论无法进行，或是给了观众错误的期待。[27][28][55]

4月20日，吕莳媛和林昱伶在台北水牛书店分享创作历程并举行签书会[13]，当日涌入的剧迷挤满了书店，水牛出版社社长罗文嘉表示这是书店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对社会力量的巨大感到非常惊讶。[230][231]

盗版影片事件[编辑]

《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九集和第十集订于2019年4月21日播出，但最早在4月17日时，这两集影片就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群网站新浪微博上非法流传。公视、CATCHPLAY与HBO Asia在同日共同发表声明，表示已经着手清查从制播到送审等各个环节，并会依法究办，同时强烈谴责盗版，呼吁观众应当支持正版，不要观看与散播盗版影片[232][233][234][235][236][237][238]。依据片商公关表示，初步推断是遭黑客入侵。[239][240]

随着盗版影片流传，网络上也出现几篇透露了部分未播出剧情的文章，相关文章受到诸多批踢踢及微博的网友挞伐，批踢踢台剧版更祭出临时性罚则，规定文章如果涉及剧情透露，一律将其删除并标记不良纪录，再依情节轻重褫夺其发文权限7日至14日不等，若在推文中有同样行为则褫夺其发文权限7日[241][242]。

2019年4月20日，资深媒体人王尚智在Facebook个人页面张贴评论文章，表示自己抵挡不住诱惑，已经透过网络看过整部《我们与恶的距离》，他对内容赞誉有加，并呼吁网友要支持正版。但由于王尚智是透过盗版途径观剧，他的行径受到诸多网友口诛笔伐，占星师唐绮阳也加以谴责、并因此与他笔战[243]。王尚智对此表示，让未播出的戏剧外流是剧组的品管疏失，而且自己愿意费心费力写评论，也不是没有价值。[244][245]

中天新闻台在制作《我们与恶的距离》相关报导时，使用了盗版影片作为新闻素材，并在影片上标注“翻摄公共电视”。公共电视表示已经采取法律途径处理此事、要求中天电视台立即将新闻下架，并再次重申观众及媒体同业不应观看或散播盗版[246][247][248][249][250]。NCC同声谴责中天电视台，除了依法受理，也去函智慧财产局询问意见[251]。此外也有法界人士就此事件探讨新闻制播时对版权物的合理使用范围的界线，并质疑相关法律有未臻周全之处。[252]

剧情大纲[编辑]

收视率与讨论焦点[编辑]

《我们与恶的距离》一经播出便获得许多佳评，被赞为缔造了台湾电视剧的新高峰，还登上Google搜索台湾排行第1名[31]，到完结为止都维持很高的网络声量[257]。首集的收视率为0.78，第二集是0.97，瞬间最高收视落在情绪不稳定的应思聪将自己关在房间内绘制电影分镜图的场景，为1.14，林哲熹对此十分开心。除此之外，贾静雯、检场和谢琼煖的演技皆受到赞誉。贾静雯的表现被认为充满盛气凌人、嚣张跋扈的气质，又不失情绪上的层次，而李功轲在灵堂前腿软自责的画面，以及林秀丽泪别女儿的场景也是许多观众的哭点[258][259]。在第二集里，李大芝因为思念母亲而下厨煮面，由于节目播出时段趋近深夜，镜头又给了那碗面不少特写，让那碗普通的肉燥面引起回响，剧组并在之后公布食谱。[260]

第三、四集平均收视分别为1.49和1.21，最高收视逼近2，分别落在宋乔安正视儿子的死并踏入儿子的房间的一段，及李大芝与父母久别重逢的一段[261][262][263]。“有工作女性”的收视达3.4，该剧在当日所有节目收视中排第7名，也是当日收视率最高的戏剧节目。在CATCHPLAY上，同步直播观赏人数成长6倍，与上架前相比，免费注册会员人数成长12倍，而付费注册会员人数亦成长9倍[264][152][265][266]。在第三集里，林秀丽提到自己的儿子时，口出“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个20年去养一个杀人犯”，引起广泛的回响，被视为是该剧重要的催泪台词[68][267][268][266][269]，这句台词也被法官引用，期盼触犯杀人罪的罪犯深切检讨[270][271][272]，但这个引用遭到网友和法界人士批评，指出这句台词是表现无辜的加害者家属的悲痛，若出自法官之口，意义全然不同。[273]

在第五集和第六集播出期间，批踢踢台剧版的讨论人气一度高居即时热门看板第二名[121]。这两集的收视率分别是1.45和1.84，瞬间最高收视为2.01，落在宋乔安和刘昭国重新回到自己的孩子被杀害的案发现场[213][274]。王赦喝醉后批评制度杀人、并主张人人平等的桥段[275]，以及宋乔安滥权报复李大芝、并在之后与她对骂的情节也受到热烈回响，许多观众挞伐宋乔安的行径实在太过恶劣，贾静雯对此非常满意，认为她的演出确实戳到了观众的内心[276][76][277][121]。随着戏剧播出，剧组陆续收到观众的讯息，描述受精神疾病所苦的亲友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278]，而剧组在之后提供了台湾各地的医院、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及疗养院的连络电话，并介绍可提供协助的机构及管道。[279]

在播出第七集和第八集时，CATCHPLAY的当日造访人数较上周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观看人数比上周高出两倍[219]。该二集的收视率分别达2.15，第八集达2.19，一分钟瞬间最高收视达2.49，落在应思聪探视刚开完刀的父亲，与他一同加油的一幕，而应思聪一家面临的各种困境也让许多观众动容。此外，施名帅和林予晞饰演夫妻时诙谐逗趣的斗嘴桥段亦颇受佳评。[73][74][280][281]。

2019年4月21日，《我们与恶的距离》播出第九集和第十集完结篇，剧中角色多半获得正向的结局[282]，开播期间，批踢踢台剧版再度成为即时热门看板第二名[283]，CATCHPLAY涌入将近400万连线数，触及人数达到130万人。这两集的收视率分别达2.91和3.4，达到全剧最高峰，而完结篇的收视率也创下公共电视台戏剧史上第五高，次于《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通灵少女》、《痞子英雄》和《火神的眼泪》的完结篇（分别为5.55、4.4、4.03和3.87）[284][222]。瞬间最高收视3.6，落在李大芝与宋乔安三年后于电视台重逢的一刻。陈妤认为，李大芝在三年后又遇见宋乔安，仿佛面对宋乔安是她命中注定必须应对的问题，但与三年前不同的是，李大芝身上的标签已被拿掉了，因此她有些别扭又满怀期待[72][283]。王赦找回做律师的初衷、宋乔安一家和乐出游、宋乔平安慰发病的应思聪等情节都是讨论焦点，并受到许多佳评[167][285]。而剧中许多台词，例如“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个20年去养一个杀人犯”、“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吗？”、“希望就在云后面”、“我过不去”、“因为你比较勇敢”等，也获得许多关注与讨论，被剧迷视为金句名言。[286][287][288][289][290][291]

全剧以王赦和林一骏一起向前行的身影做结，由于两人在酒吧有过不少互动[49]，结尾时又并肩而行，不少观众将其进行配对[292][193][293]。这个画面具有象征意义，暗示必须让律师和医师携手面对，由律师处理外在层面的体制问题，而精神科医师处理内在层面的心理问题，若仅靠其中一侧则无法达到目的。[49]

吕莳媛十分感谢观众的支持与讨论[294][295]，比起收视佳绩，她更重视剧中相关议题是否发酵[47]。汤昇荣则乐于见到观众欣赏写实风格的戏剧，并期望观众能广传[259]。在戏剧播出后，吕莳媛和林君阳也受邀出席相关座谈会，探讨精神障碍者在社区内面临的困境。[296][48]

《我们与恶的距离》在播出前就因题材引起热议[297]，播出后更是佳评如潮，评论多赞扬其制作规模宏大、选用的议题大胆且严肃，故事架构扎实，不但贴近生活，更具有启发性，令人思索道德与人性，正向的结局带给社会温暖。演员的演技精湛，角色鲜活且关系具冲突性，剪辑和配乐出色[298][299][300][52][301][62][302][303]。该剧在IMDb上获得9.3的高分，截至2019年六月为止，在超过1200个评分中，有超过七成给了满分[304]；而在豆瓣上获得9.5分，截至2019年六月为止，在超过10万个评分中，也有超过七成给了满分[305]，是“豆瓣华语口碑剧集榜”自2019年4月创榜以来的首部登顶剧集，上榜以来连续五星期、总共六星期排名第一（4月17日至5月15日、7月10日），两星期第二（5月29日、7月3日），并成为豆瓣2019全年评分最高的华语剧[306]，而在中华电信Hami书城上，《我们与恶的距离》电子书的下载次数也很高[307]。除了睽违15年之久再度展现演技的贾静雯以外，温昇豪、吴慷仁、检场、谢琼煖、陈妤、曾沛慈、林予晞、王可元等一票主要演员都受到剧迷热烈追捧[308][309][310][133][311]。影评左撇子指出，该剧罕见地以加害者家属的角度出发，描述他们面临的困境，这会让故事非常沉重，而演员的演技也足以撑起这样的重量。[312]

在剧情和演员大获好评之外，该剧也带动了社会对公众议题的热烈讨论[313][314][315][306]，引发媒体界、艺文界、法律界、医学界、社工界等各领域的人士投书或发表意见。媒体议题方面有包括专业媒体人和传播所学生撰文论述[316][317][318][319]。媒体人程金兰认为台湾社会还没做足面对这个问题的准备，但社会无法回避这样的课题。大爱电视台总监叶树姗认为剧中牵涉诸多过去没有探讨过的议题[202]。也有评论指出，由于电视台的董事会、股东、广告商的介入，再加上Youtube等新媒体分食大饼，新闻的选择不是基层记者说了算，大众将媒体的问题全归咎于记者，是因为没有掌握问题的全貌[320]。学者管中祥撰文诉说新闻从业者在取舍报导深度时面临的难处[321]，也指出虽然部分未臻周全的报导的确可能造成被报导者一辈子的痛，但剧中指责媒体“杀人”的台词太过沉重。[322]

在艺文界方面，TVBS戏剧制作部副总监戴天易认为，影视环境的剧烈变化使得难以倚靠过去的经验或数据评估何种剧种能够吸引观众，因此当《我们与恶的距离》这种严肃题材的戏剧开拍并即将播出时，业内人士都抱持着紧张又期待的情绪[297]。主播张雅琴表示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新闻人观剧后都流了泪[323]。导演瞿友宁则对剧中的媒体环境有同感，他以自身经验为例，表示媒体也时常不经采访就胡乱写出与自己执导的作品有关的报导[324]。导演蔡银娟表达了对这部戏的崇拜，认为该剧以感人方式呈现严肃议题，成功引起反思[325]。演员李国毅称赞该剧各线情节紧密交融，毫不拖沓，无可挑剔，他特别欣赏曾沛慈的演技[326]。视障歌手萧煌奇虽然无法观剧，但他听完该剧并对内容赞誉有加。[222]

在法律界方面，有薛炜育、詹顺贵等律师分享与情节相似的个案[327][328][329]、解说剧中与法律相关的程序或规范[212]或补充剧中提及但未深谈的细节[330][331]，中华民国法务部也借题发挥，引用剧情谈论修复式司法的精神[332][333]。台南地院刑事庭发言人林臻娴表示该剧内容精良，值得司法人参考[334]。法律扶助基金会执行长周汉威对剧组的用心表示感谢，并期待观众可以借此剧重新思考犯罪及审判的意义。[335]

在医界和社工界方面，有不少医师[336][337][338][339]、咨商心理师[340][341][342][52]和社会工作者[343][202][344]都撰文谈论剧中提到的议题，或说明精神分裂症[345][346][347][348][349]、锥体外症候群[350]、精神病患家属相关议题[351][352]或临床案例[353]。新北市卫生局也特制影片宣传，局长陈润秋接受采访[354]，期望降低对病患的污名化[355]，在戏剧播出期间也出现诸多精神分裂相关报导[356][357]及对医师、药师、患者的访谈[358][359][360][44][361][362]。

也有一些评论就剧名下笔，立法院国会助理林政翰认为，当观看社会新闻的大众受限于媒体报导的局限性，透过少量的资讯和大量的想像判断新闻描述的对象时，永远会与真实有着一步之遥，“我们与恶的距离”就在这一步之间，而这个距离取决于在判断时能够留下多少空间给阳光照不到的地方[363]。民运人士吾尔开希认为几十年前的中国大陆有着和台湾一样的包容、温暖与厚道，但在长期的斗争下，这些可贵之处都流失了，使中国大陆变成缺乏人情味的地方，台湾也因为媒体追求刺激、政客追求选票等原因，逐渐流失这种厚道，而缺乏理性思考、只凭对反对者的愤怒而支持自己所拥戴的候选人的选民，也是促成这一切的共犯，他认为“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这样的懦弱、乡愿和伪愤怒[364]。法学家吴豪人认为该剧准确地描写了现代人面对犯罪时的无奈与焦虑，他以排湾族为例，指出台湾原住民没有死刑、也没有“罪”和“刑”的概念，因此他们“与恶没有距离”。对台湾原住民而言，只有除去加害人以及社群的恶，诸神的愤怒才会平息，而这一套思维就类似修复式正义。[365]

在死刑议题方面，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执行长林欣怡撰文指出，社会大众对死刑犯感到厌恶是很合乎人性的，只有少数违背人性的医师、社工、律师或社会运动者之类的人才会违背人性面对他们，虽然剧中的情况和现实的世界仍有不小的距离，但她十分感谢吕莳媛的努力，让观众能看到社会的另一面[366]，她也借此批评了部分202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拟参选人对死刑的态度[367]。在艺文界方面，专栏作家曾丽心以郑捷为例，指出即使枪决了郑捷，无差别杀人仍旧会发生，人民也依然会对此感到恐惧，然而却因此无法得知犯案动机。她期待戏剧能开启思考与对话，让社会更加重视心理健康，或许能有效降低因心理偏差而产生的犯罪[368]。作家马欣指出《我们与恶的距离》谈论的不是论断是非善恶，而是身处在这个充斥着各种声音的世界中，该如何冷静且清醒地思考问题[369]，他认为该剧成功的原因，在于故事开场时就把普罗大众也放进了故事里，描述透过键盘公审加害人的网友，再将众人对随机杀人的余悸带出，才有了其他作品比不上的共鸣感。他也期盼台湾戏剧的题材能更加广博，以及具有独特升华能力的悲剧故事。[370]

除此之外，亦有人借着剧中情节谈论工作与职场[371]、网络舆论[372]、人身自由[21]、修复家庭关系[373][374]、家庭功能与亲职[375]、生儿育女[376]、死刑存废[377]、精神鉴定[378]、美妆技巧[379]、世代沟通[380]、英文教学[381]、婚姻议题[382][383]、哲学思辨[384]、劝善规过[385]、行销策略[386]、创伤复原[387]等各个领域的议题，有许多抒发观剧心得及批评的投书[388][19][389][390][391]及插画作品[392][393]，剧中角色也成了模仿对象。[394]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被腾讯公司买下中国大陆版权之前，不少评论为该剧可能无法在中国大陆播出，不过由于该剧的盗版影片在网络上流传，该剧已在中国大陆获得了一定的声誉，也获得香港媒体的佳评[395][396]，不仅在豆瓣上获得高分，在微博上也获得追捧。几篇来自中国大陆的评论指出，《我们与恶的距离》触碰了深刻的议题，切中了社会的痛点并深刻地描绘人性的善与恶，品质远超其他戏剧，而中国大陆的电视剧几乎见不到此类内容[397][398][399][400][401][402][403]。香港杂志从业员金成认为香港的影视圈不断失去反映现实的功能，虽然不是没有拍出《我们与恶的距离》的能力，但确实存在着距离[404]。广州的媒体人李思磐认为该剧在中国大陆受到热烈讨论，或许和中国大陆过去一年来发生不少随机杀人事件有关。她表示，中国大陆对议题的探讨通常会聚焦于个人的策略或责任，从结构层面探究问题甚至会被视为落后、过时，《我们与恶的距离》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议题的角度。心理咨询师武志红指出，《我们与恶的距离》的目的是撕掉标签，与通常会明确地标示好人与恶棍的中国大陆电视剧大不相同[405]。中华民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汪威江研判，由于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官方可能会要求剧情具有正能量的节目，因此不会购入较具批判性的《我们与恶的距离》。[236]

作家管仁健指出，剧中多数角色都是全程说国语，但凶手的家庭却是全剧唯一说台语的家庭[409]，此种设定就像过去美国影集里的黑人往往扮演教育程度低的犯罪者角色，也验证了过去在党国教育体制下，多数台湾人的母语是如何受到打压的[410]。也有观众投书指出这一点，表示在一部主打去标签化的戏剧，却让黑道角色说台语，恐造成台语和黑道产生连结[411]。管仁健还表示，《我们与恶的距离》触碰社会阴暗面，算是突破了禁忌，但结尾太过完美，可能是为了迎合观众所做的考量[412]。记者童一宁批评全剧最后两集转折幅度过大，让故事从原本的社会写实风格丕变成社教宣导风格，编剧对于新闻业的理解也不够全面[413]。影评人White Black以运镜角度指出，导演非常强调人物特写，远景则较少使用，这可能使得角色脱离时空背景。在比较单纯的戏码中，过度地采用粗糙和多重镜头和跳接的手法，更是让画面变得破碎、杂乱而狭隘，而且由于显现出太多资讯，反而缩减了观众的想像空间。而在一些静态的场景，也因使用手持镜头造成的晃动干扰了画面稳定性。[414]

由於戏剧制作之经费来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而且仅占数位建设补助款新台币434亿的千分之一，一些观众称赞政府的施政成效，自己纳的税也被妥善运用[415][416][417]。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宣称，《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中一项亮眼的成果[418][419]，文化部也指出，虽然相较于整体经费，补助该剧的占比不高，但却创造出很好的效果[420][421]。戏剧行销公司营运长蔡妃乔认为，在这样的预算下，制作团队可以较不注重市场性地去创作，也因此可以看到创新的内容[417]。乐团拷秋勤认为，倘若2020年由国民党执政，政府恐怕不会挹注资源制作可以诱发群众独立思考的戏剧节目，因为国民党过去就曾百般阻挠前瞻基础建设计划[422]。政治学教授范世平也认为，如果台湾被中国统一，政府将不会允许拍摄此类批判性强的电视剧。[423]

公视节目部经理于蓓华表示自己对台湾的写实电视剧充满希望，不比韩国逊色[424]，对于观众对公视敢于触碰敏感议题的赞许，于蓓华认为真正走在时代前端的是吕莳媛，公视则扮演守护者的角色和她一并开路[124]。她也判断投资者会因为《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成功经验而更有信心，未来制作题材较硬的戏剧时也能造成广泛回响[425]。汤昇荣指出《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回响远超预期，而该剧成功的基础是扎实的田野调查，他认为该剧可以做为先例，而政府应当培养更多编剧人才，促进台剧进军全球市场[426][427]。在《我们与恶的距离》播出完结篇后，吕莳媛表示虽然尚未签约，但已经开始规划第二季的内容，并表示希望在第二季开创新格局，仅会延续第一季的核心价值，但故事并不相关，不一定会探讨相同的议题，也不会沿用第一季的角色。[428][77][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