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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1949年9月6日），陝西蒲城人[1]:1。原名彪，後易名忠，別號虎臣，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改為虎城，此後即以字行[2]:3。又名虎冬、忠祥。曾化名楊呼塵[3]:61。中華民國军事將領，西安事变领导者之一，堅持把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除之後快，但不被張學良所接受。曾任中华民国中央监察委员、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中華民國陸軍二级上将。因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被迫出洋“考察”，隨後秘密回國，遭到军统捕囚十二年。1949年9月6日，于重庆市白公馆被处决，终年五十六岁。

早年經歷[编辑]

杨虎城生於農民家庭，起自绿林遊俠（关中“刀客”）。伯父為哥老會首領，清政府搜捕多次未獲，即把楊之父親抓去頂罪，處以絞刑。後來伯父被捕，活生生打死。楊有一母一弟，父生前欠債不少，生活窮苦[3]:61。杨一生识字不多，文牍皆由身边人代劳。少孤貧[1]:1。清末時，蓄志革命，在陝西蒲城縣倡辦民團，保衛桑梓[1]:1。并在故乡陕西蒲城县孙镇的小饭馆当跑堂。

1911年12月16日午后，陕西长武县郊的一道土坝上，冉店桥之役结束，从甘肃援陕拥护清廷的甘军骑兵在此击溃了拥护辛亥革命的陕西会党武装“秦陇复汉军向字营”，只有少数人突围幸存，年仅18岁的杨虎城是幸存者之一。民国肇建，各路革命会党武装遣散，杨虎城回乡继续当饭馆跑堂。但战斗经历提升了他在哥老会的声望。1914年，杨虎城聚众打死了一名到村里收租的地主，带领几十名会党弟兄自立山头，成为浪迹关中的“刀客”。1915年，率众参加陈树藩的陕西护国军，反对袁世凯洪憲稱帝。

1917年，孫中山在廣東組織軍政府，號召護法。陝西靖國軍興起響應[2]:4。1918年，于右任被推為總司令，由上海繞道回陝就職，設總司令部於三原[2]:4。下轄7路，共有32個支隊，楊虎城為第三路﹙司令曹世英﹚第一支隊司令[2]:4，是为杨虎城建军的开始。1921年，楊虎城部編為陝西陸軍獨立混成團，楊任團長[2]:5。稱盛一時之陝西靖國軍，至此乃告解體[2]:5。

1922年，楊駐軍陝北榆林時，通過杜斌丞介紹，結識陝西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魏野疇[4]:568。魏之思想對楊幫助大，曾長期在楊部任職[4]:568。楊在耀縣曾設立過一所「三民軍官學校」[5]，由魏擔任政治教官[2]:10。1927年清黨之初，魏即被楊驅逐離軍[6]:10。

中年經歷[编辑]

1924年，杨虎城经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10月，北洋军将领冯玉祥、孙岳和陕军将领胡景翼共同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组织起“国民军”。杨虎城积极响应，为国民军陕西前敌总指挥，南下渭北，与驻陕的北洋军开战。1925年7月，孫岳出任陝西軍務督辦，率領國民軍第三軍入陝西[2]:6。楊部受編為國民軍第三軍第三師[7]:7。是年冬，國民軍第二軍師長李雲龍繼任陝西軍務督辦，楊虎城為幫辦[8]:7。李雲龍旋率部開赴河南作戰，西安即由楊部駐守[2]:7。

1926年，吳佩孚指使鎮嵩軍七萬人圍攻西安，楊率部趕赴，與友軍一道，不足萬人[3]:62。1926年3月，国民军在河南遭吴佩孚所部直军击败；4月，国民军在吴佩孚与张作霖所部奉军联合进攻下放弃北京，向绥远撤退，冯玉祥离队前往苏联。在陕西，属于吴佩孚一方的刘镇华所部镇嵩军七万人，也将国民二军第10师师长李虎臣等部包围在了西安。当时，杨虎城率部名义是国民三军第3师师长，驻三原，决心到西安与李虎臣共同抗敌。1926年4月16日，杨虎城率部冲入西安城内。为团结并号召陕西军人与河南来的镇嵩军对抗，他们放弃国民军名义，打起陕军旗号，以李虎臣为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指挥，共同指挥城防。吳佩孚在漢口自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以劉鎮華為討賊聯軍陝甘軍總司令，令其率部進攻陝西[9]:7。李雲龍間道回陝西收集殘部，進入西安，會同楊、衛定一兩師，共圖戰守。攻防战前期，刘镇华多次以火炮轰城，西安繁华街市化为瓦砾。后期，刘镇华改攻城为围困，城内粮食短缺，驴、骡、熊、猫、狗为之一空，街上叫卖的食物只剩下糠与油渣、皮带、皮鞋底熬的汤做成的大饼，也要一吊钱一块。10月间下了一场大雪，一天之后，警察局便收尸一千余具。楊死守西安八個月，直到1926年9月17日，从苏联回到绥远的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取道甘肃攻入陕西。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刘镇华的镇嵩军溃退，西安于1926年11月27日解围。李虎臣、杨虎城霎时间成为闻名全国的国民革命英雄，苦难的意义得到了正面评价。这场为期225天的攻防战造成5万余人死亡，仅西安城东北角的“革命公园”便收殓了3000多具无名尸骨。杨虎城为守城死难者举行公祭时，致送的挽联是十六个大字：“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西安解围后，冯玉祥将李虎臣部留在陕西，将杨虎城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杨虎城、参谋长孙蔚如，辖两个师（师长冯钦哉、姬汇百），中下级骨干则以安边教导队、耀县军校学生充任，出关中参加北伐。杨虎城随冯玉祥转战河南、安徽一年有余。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楊部隊之共產黨員曾達200餘人[4]:568。以此為基礎，成立中共皖北特委，隸屬中共河南省委，負責人是魏野畴、南汉宸、蔣聽松[4]:572。1927年5月，楊部配合武漢北伐軍攻入洛陽，打敗奉系張學良部下萬福麟部。此後，楊之國民革命軍第十軍在河南商丘一帶與直魯聯軍作戰。楊見政局大變，遂於是年秋率第十軍退出戰場，至皖北太和休整。楊於此時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10]。但中共河南省委未予批准。不久中共地下黨在第十軍中醖釀暴動，楊堅持反對，只好於1928年2月與謝葆貞[11]及秘書米暫沉到南京、上海、普陀山一帶遊覽。臨行前，他對參謀長說：「這些朋友都是我們請來的，縱一時不能合作，也要對得起朋友，要有道義，要留有他日見面的餘地。」4月初，暴動失敗，魏野疇等被捕殺。1928年4月末，楊東渡日本半年[3]:62。1928年秋，中共中央《致東京市委信》中講到楊虎城：「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們執行加入手續。加入手續如下：須三個同志的介紹，候補期為半年。再望你們與他談一次話……」但因東京市委負責人等都已提前回國，此信未能送達。楊生前對此毫無所知，此後再沒有提出申請[3]:62。

1929年5月，杨虎城通电宣布脱离冯玉祥改投蒋介石麾下，表明愿意脱离冯玉祥集团，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所辖部队，任國民革命軍新编第十四师师长。1929年12月，在蒋桂战争中担任蒋方第5路军总指挥的湘军领袖唐生智，突然转身与冯玉祥达成共同反蒋协议，趁战后平汉铁路沿线空虚之际，率部从河南中部直奔武汉。杨虎城当时驻在南阳，一面向唐生智表示合作，另一方面秘密调动部队，在1930年元旦冒着风雪攻占了唐生智的后方基地、平汉铁路重镇汝南县驻马店，缴获唐军存放的大批武器弹药和通信器材，仅火炮就有50多门，唐军总部参谋长晏勋甫也被俘虏。蒋唐战争中唐生智在杨虎城和中央军刘峙等部夹击下被迫通电下野。这一战蒋介石解除了心腹大患，亲笔写信称赞杨虎城“此次讨唐功成，吾兄勋业益隆，声名日增”。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在平汉、津浦、陇海三条铁路沿线全面开战。杨虎城在陇海路河南战场作为蒋方主力编为第十七路任总指挥参战。1930年10月，杨虎城正率部进攻冯玉祥部驻守的洛阳时，突然收到蒋介石的信件，告知冯玉祥部要退回潼关，要求杨氏率部绕过洛阳，“向陕州、灵宝、潼关急进，断逆归路，勿使其再窜入西北为害陕甘也”。1930年10月25日，杨虎城部攻占潼关，截断关内外西北军交通。仅仅两天后，杨虎城所部先锋就攻入了西安城。冯玉祥的留守总司令刘郁芬不战而逃。10月31日，冯玉祥、阎锡山通电下野，中原大战宣告结束。蒋介石发表杨虎城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西北行营副主任（设在潼关，主任为顾祝同）。在中原大戰中，楊奉蔣命率部返回陝西，任陝西省政府主席，楊則委任南漢宸為陝西省政府秘書長，代其主持省政府各項工作[4]:572。戰後，新编第十四师西归升格为讨逆军第十七路军3个师12个旅，6万多人，被称为“西北军”。1931年7月，杨虎城兼任西北行营代主任。1930年11月，西北行营改为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任绥署主任。

1931年初，甘肃处于武装割据状态：陇南被马廷贤占领，陇东是陈珪璋的地盘，河西由马步青经营，陇西为鲁大昌盘踞，兰州则在西北军残部雷中田掌握之中。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所颁政令出不了省政府。1931年8月25日，驻兰州的新编第8师师长雷中田突然逮捕省主席马鸿宾，次日通电全国，宣布改组甘肃省政府，自任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史称“雷马事变”。1931年11月7日，吴佩孚从四川到达兰州，发出了甘、川、青、宁、新五省将领拥护他组织抗日联军的通电。蒋介石命令杨虎城出兵解决雷马事变。1931年12月9日，杨虎城部抵达兰州，吴佩孚、雷中田等人分头逃亡。12月12日，杨的部将孙蔚如自行宣布担任甘肃省临时维持委员会主任。杨虎城处决了陇东小军阀陈珪璋。蒋介石否决了杨虎城保举孙蔚如出任甘肃省主席的建议，任命元老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杨虎城提请设立西安绥靖公署驻甘分署，并提议在西北军界人脉深厚的邓宝珊为主任。此时，蒋介石已经下野，汪精卫、孙科等南京政府高层立即予以批准。邵力子愤而离职，由邓宝珊代理省主席。

1933年5月，蒋介石改组陕西、甘肃两省政府，派心腹朱绍良接任甘肃省主席，设立甘肃绥靖公署，取代邓宝珊的西安绥靖公署驻甘分署；以邵力子接替杨虎城担任陕西省主席。蔣對楊多方施壓，要求撤換南漢宸，南才離開楊部[4]:572。后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先后到达陕蜀地区[12]。

1934年11月，杨虎城驻在甘肃平凉的主力部队第17师第49旅旅长杨子恒接受了朱绍良的拉拢，宣布受南京政府直接任命，改编为新编第5师开赴河南。杨虎城不愿与南京政府对抗，不但没有派兵征讨，还为杨渠统补足了兵员，甚至把一直配属杨子恒部的一个炮兵营拱手奉送。

1935年，蒋中正调张学良东北军剿共，西安出现以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张学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為首三种势力并存局面。杨虎城掌握西安市军事控制权。是年秋，中共令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10月20日，楊虎城赴三原指揮所部進攻陝北紅軍，第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飛西安向張學良請示機宜[13]:4982。同年12月，中共右派汪锋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策反工作。

1936年春，王炳南奉中共指派，专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叛變工作，並成为杨虎城的幕僚[14]。中共逐渐与担任剿共任务的杨虎城和张学良结为以“反蔣反日”為目標的，被稱爲“秘密三角軍事联盟”的关系。

1936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張文彬為紅軍代表前往西安，專門做楊虎城之統一戰線工作[4]:572。8月26日，張文彬到達西安後，先與楊之機要秘書王菊人以及崔孟博會晤[4]:572。張文彬帶來中共中央的信件，要求東北軍立即配合紅軍發動有利局面，張、楊一度稱病拒見。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的东北军、杨的西北军形成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10月，蒋秘密接见杨，询问西安社会形势不稳，杨称赴西安安全无问题。

西安事變[编辑]

1936年12月，蒋来到西安，目的是部署和监督剿共。但杨虎城和张学良聯合发动“兵諫”，屠殺及扣留蒋等數百名國民政府军政核心要员[來源請求]。張楊对蔣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准备抗日”、“改组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和容纳抗日分子”、“釋放政治犯”等8项政治主张，史稱西安事变。楊虎城認為要殺死蔣中正，防止後患。張學良答應釋放蔣中正，並偷偷放走蔣，他才能保住性命。西安事变的评价在海峽兩岸間還有很大争议。当时輿論大部分強烈反對這種兵變行為——例如北平的胡适當時对此评论说：“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有以绑架肩负国家和民族安危的元首来爱国的吗？”闻一多在课堂上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15]！”国民政府認爲，西安事變打亂了中國剿匪的規劃，並給了中共以轉機，後果極爲惡劣。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失去了对西北军控制。1937年1月1日，西安各界10餘萬人舉行慶祝大會，楊虎城主持閱兵式，聲言決與紅軍「聯合起來，為抗日救亡而奮鬥」[13]:5327-5328。1月4日，楊虎城、王以哲請紅軍主力速開赴關中地區，全力支援東北軍與第十七路軍；周恩來、葉劍英與楊虎城及東北軍、第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共同擬定三方面之聯合作戰計劃[13]:5329。1月5日，軍政部發布「整理陝甘軍事辦法」，楊虎城部移駐陝西省中部及西北部，張學良部恢復12月1日以前之原防區；楊虎城等電責中央軍西進挑戰，違背蔣不再起內戰諾言[16]:332。楊虎城、于學忠等九將領通電全國稱「歌電」，中央軍西進，「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內戰」，表示「虎城等欲求對內和平而不得、欲求對外抗日而不能」，「惟有起而周旋，至死無悔」；楊虎城致蔣介石電稱，張學良雖蒙特赦，但「尚未恢復公權」，「此間情形，張副司令一日不歸，即西北軍民一日不安」[13]:5330。1月6日，宋子文電楊虎城稱，「弟為漢兄事聲嘶力竭，負疚實深，嗣後吾兄關於軍情電文，請遙呈委座（蔣介石）」；楊虎城覆電，要求宋子文對「漢公出處，及全國抗日問題」應「排除萬難，繼續周旋」[13]:5331。1月7日，楊虎城、于學忠等7將領密電何應欽稱：「委座（蔣介石）在陝確稱密納積極抗日主張。抗日主張即日不實現，虎城等一日不能放棄其要求。軍委會所指人事辦法與部隊部署，遠非委座再三容納抗日主張之本意。以此言抗日，不啻南轅北轍。此間全體官兵，以漢公（張學良）被扣，軍隊進迫，均已憤極萬分，中央始終不能開誠，則此間亦難為中央維持威信[13]:5332。」1月8日，宋子文再電楊虎城稱：「弟為國為友，有一分力量必盡一分力量，決不畏難，決不推諉，以自墜人格，皇天后土，實鍳此心[13]:5334。」1月9日，閻錫山、宋哲元等致電楊虎城，勸楊服從命令[13]:5335。1月11日，宋美齡電楊虎城稱，「中央非由一人負責」，要楊虎城接受蔣要求，使蔣有說話餘地，才能「徐圖補救，一切主張方能實現，漢卿前途更不成問題」；楊虎城、于學忠電覆李宗仁稱：「此間軍事部署已定，絕無可慮，請釋注念」；孔祥熙密電楊虎城，勸其委曲求全，曉諭部屬，一體服從中央處理陝事善後；楊虎城率部離西安移駐臨潼，東北軍與中央軍馮欽哉部衝突[13]:5336-5337。1月13日，張學良致函楊虎城、于學忠等，稱「請兄速下最大決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陝、甘之局」[13]:5338。1月14日，蔣致楊虎城函稱，張學良「此時如為國為友，為公為私計，皆無回陝之理」[13]:5339。1月16日，楊虎城電蔣及行政院並通電全國，表示與于學忠「恭領政府革職留任處分」，取消「雙十二」時一切臨時組織，並派鮑文樾、米春霖、李志剛晉謁蔣；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接楊虎城、于學忠來電後，立即電告蔣，並覆電楊虎城，表示慰勉[13]:5340。1月17日，嚴庄由南京密電楊虎城稱，改組政府與開放言論自由有困難，蔣仍受親日派包圍[13]:5341。1月18日，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與西安綏靖公署舉行聯合紀念周，到會600人，楊虎城講演稱，對內絕對主張和平，但抗日救國主張與決心絕不放棄[13]:5342。1月19日，蔣致楊虎城長函，交李志剛帶交楊虎城，認為陝軍善后方案為「割裂軍政，破壞統一」，釋放張學良為「不可能之要求」，並告誡「若必孤行到底，此後不獨西北問題非中所欲置喙，即漢卿今後之行止若何，亦非中之所願過問」；中央軍與楊虎城部隊在赤水發生前哨戰[13]:5342-5343。1月21日，楊虎城召集第十七路軍、東北軍、中共三方面開會，談西安代表見到蔣之詳情經過及其對此行看法[13]:5344。1月25日，楊虎城召集東北軍、第十七路軍軍政負人開會，楊虎城認為只要實現抗日，西安事變取得最重要成果[13]:5348。1月27日，閻錫山電楊虎城，勸其服從中央[13]:5350。1月28日，楊虎城表示服從中央命令，令劉多荃部撤離赤水一帶防禦，令西安部隊向三原撤退[13]:5351。1月29日，楊虎城所部開始向渭北三原一帶轉移[13]:5352。1月31日，周恩來、楊虎城、于學忠、何柱國、王以哲在王以哲寓所召開三方最高級會議，決定堅持三位一體，爭取和平，用政治手段營救張學良，並派代表李志剛赴潼關與顧祝同簽訂停戰協議；鄧寶珊自蘭州飛抵西安，即與楊虎城下令撤兵[13]:5353-5354。

1937年2月6日，楊虎城回到三原，第十七路軍開抵三原一帶，指揮部設三原；紅軍彭德懷部北撤，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自西安撤向邠縣[13]:5358。2月14日，周恩來會見楊虎城，勸其加緊鞏固訓練部隊及地方團隊，加緊團以下工作[13]:5365。2月28日，楊虎城部開抵延安附近[13]:5374。3月9日，楊虎城在西安新城招待西安報界稱：「三十八軍業經遵令為兩個師，同時撤銷十七路軍總指揮，並對於西安綏署按照規定編制，汰除冗繁加以整頓[13]:5382。」3月29日，楊虎城、于學忠至杭州謁見蔣請示軍政要務，次日蔣單獨召見楊，勸其往歐美參觀[13]:5393。4月2日，楊虎城自上海返抵西安[13]:5396。4月27日，楊虎城電蔣，辭去本兼各職，稱「退思補過，攻苦績學，來日方長，報國未已[13]:5412。」4月30日，蔣准楊虎城辭職，並派楊出洋考查[13]:5414。

1937年5月27日，楊虎城離開西安飛抵上海，臨行前西安各界人士2萬餘人到機場歡送，楊氏發表書面談話稱：「現值全國和平統一，然外患憑陵，隱憂未已，吾人允宜戮力同心，精誠團結，擁護我唯一領袖蔣委員長領導全國同胞，積極抗敵禦侮[13]:5433。」5月28日，楊虎城以腿傷未愈留在上海，並欲晉見蔣，蔣電宋子文，請楊虎城不必謁見，促其早日出國[13]:5434。

1937年6月4日，楊虎城抵廬山謁見蔣，請示出國事宜；宋子文及劉湘代表劉航琛亦抵廬山[13]:5439。6月29日，楊虎城與其妻謝葆真、次子楊拯中及隨員等乘「胡佛總統號」輪船[13]:5457，離滬出国考察軍事[16]:333。楊抵欧洲，继续批评国民政府。七七事变后，杨多次致电要求回国參與中國抗日戰爭。1937年11月，他偷偷回到香港，宋子文給了楊虎城往長沙的機票。12月2日遭到國民政府逮捕，和秘书、家人軟禁在南昌。此后一直被关押12年。其间，杨虎城小女儿出生，妻谢葆贞病死。

1949年，想与中共谈判划江而治的李宗仁下令释放杨虎城，但命令并未被施行。6月1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決議永遠開除楊虎城黨籍[13]:8938。第二次國共内戰中國軍棄守重慶前夕，傳聞在毛人鳳受蔣介石指示，饬令軍統西南特務機關立即清理積案[17]。1949年9月6日，楊虎城及其一子一女，楊虎城秘書宋綺雲夫婦及其子在重慶中美合作所被殺害[13]:9004。在清理積案指示下，楊虎城幼子楊拯中、幼女楊拯貴，其秘書宋綺雲和夫人徐林俠及其幼子宋振中（暱稱「小蘿蔔頭」）等一共6人被楊進興、熊祥、王少山、林永昌等4名軍統特務人員用匕首捅死，傳聞中並用硝鏹水毀滅屍體[18]。隨從副官閻繼明和警衛員張醒民也于同年11月24日遇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与夫人谢葆真、张蕙兰，儿子杨拯民、杨拯中，副官张醒民、阎继明，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中共党员）及其幼子宋振中葬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之“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内。

1950年1月30日，楊虎城靈柩上午運抵西安車站，彭德懷親臨主祭；彭在2月4日追悼大會送上挽詞：「主張抗日，反對內戰，十年囹圄，無虧大節；掃清殘敵，消滅獨裁，全國解放，足慰英魂。」[19]:427

与杨虎城一同遇害的小女儿杨拯贵的遗体下落不明，遇害处只找到一块带头发的头皮，被放进母亲的墓中安葬。文化大革命期間，發動西安事變有功於中國共產黨的杨虎城，被認定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黨反動派」，墓及墓碑都被人惡意砸毀[20]。

2013年11月，楊虎城次孫、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委員楊瀚再次致函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呼籲平反楊虎城以使中國國民黨「進一步擺脫歷史的黑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王文隆表示，西安事變受軍法審判，目前沒有平反問題[21]。

中国国民党[编辑]

中国国民党对杨虎城评价极低，称他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對中国国民党這根本是叛國行為，除非中国国民党消失才可能平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肯的。

杨虎城次孙杨瀚曾在2005年和2006年多次写信给连战和馬英九，请求为杨虎城“平反”。2006年12月12日，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邵銘煌作出回應：“張學良與楊虎城當年身為中華民國將領，不僅沒有積極剿共，還以非常手段挾持統帥，這種行為幾乎等於是『軍事政變』，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也應該受到制裁，不可能被容忍，更沒有所謂『平反』的問題。”[22]

中国共产党[编辑]

中国共产党对杨虎城评价甚高，称他为“著名的爱国民主将领”，“为促进国共合作、推动抗日而献身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于1933年6月1日签订了“共同反蒋抗日”的“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这个协议坚持了将近两年。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之众，成为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最终，这支部队成为确保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西路军征战，以及抗日战争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后来，签订《汉中密约》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率先加入红军。再后来，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榜样，相继成为红军的成员。对陕军而言，因为《汉中密约》的签订而免于与红军交战，杨虎城得以抽出兵力和资金，从事陕西省的公路、水利、绿化、文教卫生等惠民建设，并将蒋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变成了“益虎”政策，从而壮大了陕军的实力，继而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变”。[23]

张学良[编辑]

1993年春，張學良對記者說：「西安事變絕對是我一手策劃的，……整個事件是由我負責的，楊虎城只是同意」。[3]:63

1993年11月25日，張學良自台北傳真親書賀詞「敬念楊虎城先生百歲誕辰」（楊生於1893年11月26日）。[3]:62“彼（杨虎城）不过陪衬而已”，“（后悔）搭了这个伙计（杨虎城）”，“西北军简直没用”，“（令我）伤心极了”。[24]但张学良亦表示杨虎城“人是一个好人啊，也很愿意做一个大家认为爱国的人，很愿意这样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