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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2日) 台湾新电影为1982年至1987年,由台湾新生代电影工作者及电影导演所发起之电影改革运动。电影主要呈现写实风格,其题材贴近现实社会,回顾民众的真实生活,由于形式新颖、风格独特,促成了台湾电影的新风貌。 历史编辑前史编辑政治宣传(1945年至1960年)编辑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接管后废止皇民化日语,开始推行国语。1949年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攻占大陆,国民党撤退台湾。 1950年代,为达至配合政府政治策略的要求,“三大公营片厂”(台湾省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制片厂、农业教育电影公司)陆续调整架构,然后,政府再透过相关法律的限制,以及意识形态的钳制,全面进行对电影的管理和掌控(郑玩香,2001年,21-29页)。此时期,台湾电影几乎配合“反共抗俄”的政治路线,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创作内容乏善可陈。当时在“国共对峙”与“美苏冷战”的特殊情况下,台湾民众在郁闷的局势中,找到了引起本土共鸣的电影文化,台语电影兴起。 创新制作(1960年至1978年)编辑1960年代,台湾海峡情势略趋稳定,整体社会气氛比以往也略为轻松,加上美国驻军支援,台湾开始稳定发展。1963年3月,中央电影公司新任总经理龚弘提出“健康写实”的电影制作路线,以及欧美写实电影的拍摄风格,但要避免暴露社会黑暗面的审议规范,这特意“隐恶扬善”和宣扬“人道关怀”的作法,竟颇受台湾市场的欢迎。这番创举不但带动台湾电影的制作水准,也开拓了电影输往海外华人市场。 此外,依据台湾作家琼瑶的小说纷纷改编制作的电影,大量导入新兴的“爱情”与“悲情”元素,因而扩展了台湾电影的视野。在这时期,国语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兴起,压迫台语电影市场,使其逐渐走向没落。 1970年代,在当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之主导下,台湾逐步进行“十大建设”,加速经济发展。此后,台湾社会开始从农业社会转形为工业社会,大多数台湾民众的经济变得宽裕,电影开始发展回应社会需求的爱国电影、爱情电影、武侠电影、功夫电影及喜剧电影之主流作品,成为民众的娱乐之一。 但之后,这些作品由于一成不变,创作内容墨守成规,所以逐渐被观众排斥,加上台湾市场陆续输入美国电影和香港电影的放映,更令台湾电影雪上加霜,几乎全面跌入谷底。 电影改革(1978年至1982年)编辑1978年6月,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明骥重新调整制片的规划方向,订定“加强政令宣传、促进海内外影人合作”的目标。 1980年,行政院新闻局开始从事提高台湾电影艺术性与国际性的工作,指定中央电影公司以电影改革为出发点,进行一连串人事变更:聘请小野为中央电影公司制片企划部副经理兼企划组长,聘任新生代编剧吴念真担任创作。 从此,台湾电影摆脱过往的创作风格,剧情取材更为贴近真实的社会现况,开始选用非明星级演员或非职业演员,采取自然写实的拍摄方式,建立新的电影形式及电影语言。 新电影(1982年至1987年)编辑1982年,中央电影公司在杨德昌、柯一正和张毅等三位新生代导演的参与,共同合作构想小成本电影的拍摄,再经由明骥及小野的努力之下(李道明,2001年,41—51页),拍成四段式集锦电影《光阴的故事》。本片开启了解析社会真实现象,并关怀大众现实生活和共同记忆,因而普遍被认为是台湾新电影的首部作品。该片的创作者均成为后来新电影的重要成员,影片的自然写实风格与文学表现特质,象征了“新电影”与“旧电影”之间的差别(卢非易,1998)。 随后,陈坤厚、侯孝贤、万仁和王童等台湾新生代电影导演开始根据运动所引起的共鸣,陆续制作合乎期望的写实作品,掀起了写实电影的潮流。此时,强调电影的严肃性和学术性的艺术电影,亦已逐渐传入台湾,纵使这些意识未必与“中国影评人协会”的“观众电影”理念雷同(张世伦,2001)。 1983年,三位新生代导演执导的三段式集锦电影《儿子的大玩偶》,因上映前的“削苹果事件”而引起过舆论界一阵批评声浪,事件普遍被视为“新电影”与“旧电影”、以及“新生代导演”与“中国影评人协会”的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前者,把争议搬上舆论空间,寻求仲裁;后者,则利用黑函提出检举,传达质疑。最终影片逃过了被删剪的命运,创作理念得以完整保全,为新电影奠定了往后的主题及方向。 但是,由于少数拙劣混迹者的不成熟滥用,部份影片有著过度的自溺情调,因此新电影的品质良莠不齐,新电影渐渐失利于票房,最终迅速消退(卢非易,2003)。台湾新电影是以艺术电影为主轴,香港电影及好莱坞电影则以商业电影为先驱,因而双方的影评人和支持者在舆论上逐渐壁垒分明,情势如水火般不容彼此。支持者表达不愿扼杀新电影的进步,而反对者进行对新电影的批判。历经诸多争论后,“新生代导演”对“中国影评人协会”更是不满(李幼新,1986,46—48页)。不过,新电影在当时台湾市场环境影响下虽饱受猛烈批评,票房亦惨遭冷落,但新电影却是大受国际影展与各国艺术电影市场上的欢迎,荣获无数奖项。 1986年11月6日,杨德昌在台北市家中举行他40岁生日聚会时,发表了“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亦称为“另一种电影”宣言)的论述,正式表达对当时的电影政策、大众传媒和影评体系提出强烈的质疑,其震撼性的言论就如宣告新电影的“死亡”一般[谁说的?]。1987年1月24日,该宣言刊登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另外,亦刊载于《文星月刊》和香港《电影双周刊》之内。一般而言,这五十位新电影工作者与文化人所草拟发表的“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可以视为新电影的结束,以及追求下一个过程的“另一种电影”的开始(卢非易,2003)。 1987年7月15日,政府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允许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探亲,海峡两岸的政治关系趋于缓和。另外,随著党外运动的兴起,台湾社会逐渐从压迫中解放出来,配合党禁(结社自由)和报禁(新闻自由)的陆续解禁,整体而言,社会已没有过往般的严肃气氛了。 馀波(1988年至1996年)编辑解严后,台湾电影在市场上虽然持续不振,但从新电影出身的导演和编剧,已经将触角伸向过去禁忌的题材,回顾探讨台湾近代历史与个人记忆(李道明,2001)。 1989年,属于新电影运动参与者的侯孝贤,凭著《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狮奖”的殊荣,亦是首部荣获世界级三大影展的台湾电影。影片剧情描述九份地区林氏大户的家庭成员,从“日治时期”历经“二战结束”、“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阶段,具体而微地反映台湾近代历史的记忆,最为令人津津乐道(李道明,2001)。此后,台湾电影在题材创作上,终于达到不受意识形态限制的充分自由,正式迈入多元化时代。 台湾电影宣言编辑正逢电影诞生100周年庆,“法国电影笔记”特将电影史上的重要事件挑选后,集结编辑成书《电光幻影100年》(journées qui ont fait le cinéma),其中的1986年11月6日,便以此宣言为题材。 1986年11月6日晚间,台北市济南路二段69号的房屋内正举行聚会……屋主杨德昌先生年约40岁,为台湾最出色的导演之一。这栋住宅甚至也是庆祝的一部份,因为房屋常被商借为电影拍摄的场所,包括他自己的电影《海滩的一天》。
台湾电影贡献编辑新电影的意义编辑1998年,第一届《台北电影节》正式经“台北电影节执行委员会”举办,并用主办单位的名义出版《旧像重游:台湾电影溯往》(陈国富,1998),将台湾电影“溯往”的“起点”定位在台湾新电影滥觞源头《儿子的大玩偶》,全因在此之前,没有一种电影会被称为“台湾电影”……(陈国富,1998,4页)。因为,新电影之“前”的台湾电影,常被形容为皆是“两国政治紧张氛围及社会转型期里人们内心的矛盾……不愿面对现实的一昧逃避”。此时,国产影片常被冠上“逃避主义”之污名(陈国富,1998,13页)。 整本手册将主题摆放在《儿子的大玩偶》回顾,其视为“新电影”现象乃至“台湾电影”之起点而“溯往”;清楚地对台湾电影史采取“新电影派”的历史观念与价值取向;大量提及和强烈批判了当时引发“削苹果事件”的电影团体“中国影评人协会”。而且,新电影导演万仁则认为其黑函事件“完全是旧势力与新势力的对抗”(陈国富,1998,54-68页)。 新电影的风格编辑
新电影的影响编辑
主要作品编辑
相关条目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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